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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的样子，取决于你如何走进这座城。飞机上来，火车上来，或是从海上来……你看到和激起想象都不太一样。总体上，这是一座没落了的西欧都城：经历过大地震、拿破仑入侵、世界大战以及独裁浩劫。但这里却有一种让人想摆脱又想留恋的气质。城里的居民并没有因为自家房屋墙壁斑驳就羞于见人，他们无所谓地在城市里过着乡村一样懒散的街坊邻里的生活。外来的旅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也没有太多变化，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人们把佩索阿的诗句写在阿尔法玛的街道上，告诉你这个城市的秘密：“成为所有地方的所有人。”（文/张墨）

北京海淀蓝靛厂。这里就像经历了一场巷战，交战双方拉锯九年多，打打停停。楼间的野草长到一人高，楼道里积着厚厚的尘土，门上贴着已有时日的拆迁启示、停电通知。已经搬空的房间，窗户被砖块封死。拆迁刚启动， 楼里的下水道即遭破坏，地下室成了化粪池……拆迁谈判断断续续，至今还有30 多户守着昔日的遗迹——他们全部是盲人家庭。（摄影/Lens记者 甄宏戈 文/Lens记者 胡坤）

接二连三地有人失踪，电话关机，联系不上。家人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要等多久才会再出现。也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被谁带走了。被带走的原因，有时只是去政府或非政府机关反映了问题，递交了材料。多半是来了北京，也有些是去了省会城市。……驻京办并没有足够的人手来看护访民，于是保安服务公司替代他们，强行带走访民并把他们关押起来。访民们将这些关押他们的地方称为“灰监狱”“黑屋子”……（文/Lens记者 谭翊飞）

这是一个典型的被现代化改变的地方：原来的乡郊地区被盖上房子出售，一度靠出海打鱼为生的家庭不得不改变生活的轨迹。人们忙碌地往返于乡郊的住所和上班的城市之间，宁可相信发展就意味着进步、改变的曲线总是向上伸展，没有人愿意停滞，也不愿想到时间，或者原地踏步的生命。 斯万就是那个原地踏步的生命，这个瑞典男人在小村出生、长大、成熟、老去，多半也会在这里死亡……（摄影/彼得·德·鲁 Peter de Ru 文/洛塔·约恩松 Lotta Jonson）

在这组28p的长篇报道中，你会看到韩国整容业兴盛的原因、中国人越来越旺盛的需求、东西方人对整容不同的要求、最主要的整容手术类型（从它们的方法、价格、热衷人群到历史渊源），以及手术背后所连接的那些社会压力与个人不安全感、人们为梦想和自尊所付出的代价……（摄影/泽德·内尔森 Zed Nelson 文/Lens记者 胡阳潇潇 黄盈盈）

艾米和很多死刑犯人成了笔友，他们向她描述自己看到的或是记忆中的影像，艾米则通过想象合成虚构的图像，然后发回给他们：在无云的天空下的童年，广阔的沙漠，南部的河流和树林……这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当一个人与全世界分离十几年后，他对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可能他已经不会再想起这个词，因为它只会带来疼痛。也许这是一种最纯粹的乡愁：并不思念某个特别的地方，而是思念任何地方的任何事情。（摄影/艾米·埃尔金斯 文/Lens记者 戴路）

“幽默是捷克的民族性格。” 75岁的捷克电影大师门泽尔对《Lens》记者说，“捷克人习惯从下面看人，比如看拿破仑，我们更喜欢看到他作为一般人有破坏欲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统治者的一面。政治人物装扮得冠冕堂皇，我们却带着点嘲弄去看他们。嘲笑他们，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Lens特派记者 娄军 小东 发自布拉格）

1910 年，香奈儿在巴黎康朋街 21 号开设了第一家女帽店。第一次世界大 战变革了社会结构，触发妇女解放，赋予人们活跃生活和自由道德精神，造就了 “一战”后“疯狂的 20 年代”这一独特社会现象。香奈儿为女性设计的服装合身 舒适，不用他人帮忙就能方便穿着。“服装就应该像雕塑，而不是绘画。”她曾说道。 作家维克塔·马尔蒙曾将自己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归咎于香奈儿给时尚界带来 了“奢华的贫乏”，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一风格恰是种“简约的奢华”。对于美，嘉柏丽尔·香奈儿有自 己的见解：“美，就是完完全全地 做自己。优雅没有秘诀，真正困 难的是找到自我……”（文/Lens记者 斗荣）

卢西安·弗洛伊德会使人自然联想起他的祖父、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如同老弗洛伊德备受争议的学术观点，画家弗洛伊德辞世一年半以后，他的种种轶事还在被人们谈论。弗洛伊德很少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的内心，有时又会忽现于社交场并成为理所当然的主角。他的绘画风格在青年时代就已确立——“我的主题就是自传、希望、金钱、好色，一切都是真实的。”（文/Lens记者 夏丽川）

丹尼·莱昂至今仍把自己定义成60年代的人，“民权运动是我的成年。”这似乎定义了他所有作品的底色。从记录民权运动到美国监狱，从加入摩托帮全程记录这个群体的喜怒哀愁、壮大和溃散，到六次来到中国山西，“观察和记录一个正在变化和许多传统正在消亡中的国度”……他不仅把自己当成一个现实的记录者，更当成现实的参与者，记录人性，并一贯带有忧郁之美。（摄影/丹尼·莱昂 文/陈建中 Lens记者 张飞明 实习生 张馨文）

文/史蒂芬·康恩

和通常的血汗工厂报道相比，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在东莞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个个“出去”的故事：离开家，改变命运，找一种新的生活……“对于我们所视为悲惨的生活条件，她们的反应通常不是抱怨或抗议，相反，她们会寻找任何微小的机会来改善现状。这些工人无时无刻不在计算着哪些东西对她们的个人利益有最大益处。通常她们发现，说服老板涨工资，或者跳槽到一个新工厂，比直接挑战工厂制度对个人有更大好处。”（文/Lens记者 胡阳潇潇）

文/朵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