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是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专访伊日·门泽尔

文/Lens特派记者 娄军 小东 发自布拉格 

“幽默是捷克的民族性格。” 75岁的捷克电影大师门泽尔对《Lens》记者说，“捷克人习惯从下面看人，比如看拿破仑，我们更喜欢看到他作为一般人有破坏欲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统治者的一面。政治人物装扮得冠冕堂皇，我们却带着点嘲弄去看他们。嘲笑他们，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

 

临近傍晚，伊日·门泽尔（Jirí Menzel）才从墓地赶过来，他的新片在那里取景。这是一部关于排练歌剧的电影。他没有透露更多，也不需要——他的电影总是出奇简单，没有什么故事的迷宫，只是温柔地注视着普通人的优点和弱点，并混杂着荒谬和幽默。

 

“幽默是捷克的民族性格。”这个今年75岁的老人对《Lens》记者说，“捷克人习惯从下面看人，比如看拿破仑，我们更喜欢看到他作为一般人有破坏欲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统治者的一面。政治人物装扮得冠冕堂皇，我们却带着点嘲弄去看他们。嘲笑他们，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历史上，捷克曾遭日耳曼、斯拉夫等势力轮番侵略，幽默成为捷克人对抗压迫的手段。“为什么我们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幽默让我们学会在大国的阴影下生活。”他说，“笑也是了解世界最好的方式。”

采访约在布拉格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公寓楼前的露天酒吧，门泽尔没有像他电影中的人物那么热爱酒，只是点了一杯粉红色的饮料。他还拒绝了一个酒鬼老友的邀请，很严肃地说，我是在工作。他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很认真的人，讨厌自己被称作艺术家：“今天很多东西都被称为艺术，在人行道上拉屎也被叫做艺术。而在以前，艺术是表明你真正懂得一些东西，那些画家或音乐家花了很长时间才能获得这个称号。电影只是手艺活儿。”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妈妈说，艺术家是那种想着避免天天早上起床上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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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新浪潮发轫于1962 年，一批年轻电影人试图反抗官方艺术家那种死气沉沉的教条主义，想以“真实”为准则，来消除救世主般狂热的信仰和冷战导致的孤立给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

门泽尔一开始并没有准备加入这个阵营。他从小热爱的是戏剧，但“因为才能不足”，没有考上戏剧学院，才去了布拉格电影学院。“因为我觉得那边对才能的要求不那么高。”他笑着说。在进电影学院之前， 他还在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因为他觉得电视很接近戏剧。在那里碌碌无为后才硬着头皮最终进入了电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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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苏联人来到了布拉格。在坦克的阴影下，门泽尔拍摄了《失翼灵雀》： 在一贯的风趣和戏谑中，他借一个哲学教授之口批评了现实的荒谬。这个教授和其他的“资产阶级”一起被劳动改造，一帮少先队员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参观，并且要给这些“罪人”戴上红领巾，教授拒绝了。他说，“人在退化”，还说，“我的命运让我的哲学得到升华。”

电影的最后，领导来视察工作，红地毯被铺展，旗子飘扬，欢声雷动，写着“工作快乐，生活快乐”的标语，鲜花随处可见……所有的一切都在伪饰着现实，如同电影的原著作者赫拉巴尔所说的：“我生活在一个用上面绣有‘真理一定胜利’口号的台布裹着的社会里。这真理是什么？这一定胜利的真理是什么？是夜空中一个具体化了的幻影？或者只不过是一只用它的小翅膀掠碰了一下鲜血染红水面的燕子？”

这时，领导想知道怎么没有音乐，一个年轻人反问道：“我们想知道乳牛场主怎么了？哲学教授去哪了？还有那美好的日子去哪了？那段人们互相尊敬、爱慕的日子哪去了？”

电影被禁映。直到21 年后，才在柏林电影节重见天日，并收获了金熊大奖。

门泽尔则被停止了工作。“我的电影不是被苏联人禁止的，而是被那些没有才华的捷克人。”门泽尔说，“苏联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在捷克寻找到可靠的奴才，建立起傀儡政府。”捷克新浪潮发源地巴兰多夫制片厂渐被平庸的官僚所占据。“无能的人掌控了权力，为了讨好苏联，他们在艺术审查上比苏联人更严酷。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这样的人，比如国立剧院，一个二流演员当上了院长，一直提拔像他一样平庸的人，而压制真正有才华的。在巴兰多夫， 我们总是受到批评，并不是有人让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好。”

如果有来自国外的邀请，巴兰多夫一律回绝说门泽尔很忙。事实上，被禁拍片的门泽尔被放了长假——领着低廉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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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国际社会对捷克的公民社会状况赞不绝口，门泽尔却仍然失望于普通人没能尽到责任。“以前，捷克人被统治，习惯了从底下去嘲笑上层人，罪恶和责任都是上层人的，但现在，我们需要自己来做主人。过去的100年里，捷克从不缺少对何为公民以及如何改造公民做出的思考和实践。但历史行进的轨迹常常出人意料，领导者改造公民绝非纸上谈兵般容易。奥匈帝国时期，捷克就希望培养有责任的国民，但这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结果战争爆发，帝国分崩离析。‘二战’后，当权者所想要的国民自然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公民不一样，中产阶级冷漠、没有担当（就像《夏日随想》里讲述的一样），底层人缺乏有力量的人来引导，而正义被当权者践踏、蒙蔽；1989年后，培养有责任感、自由的公民被再次提到，但到现在也没发生。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想法，经济跟上西方，没人想着培养公民。”

曾经，哈维尔是“公民社会”的积极倡导者，但遇到重重困难。“哈维尔没有一直强调公民角色，也没有足够的力气去完成。哈维尔太软弱。他身边的人跟他不一样，都比他更强悍。他下台后，他们认为他的想法是经济发展的阻力。”门泽尔对《Lens》记者说道。哈维尔的去世，重新唤起了很多捷克人对他的情感，但并没有带来等量的思考——在门泽尔眼中，属于智慧的、负责任的思考。

但他知道，现实中的政治总是既严肃又可笑。“如果你们了解希腊的历史，会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先是大家不能忍受独裁者，将他推翻，迎来民主主义，然后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贪污腐败，此时人们就呼唤新的独裁者来清除这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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