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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古老文体“萨迦”的记述中，奥斯陆意为“神的草原”。1000年前，维京国王哈拉尔三世正是沿着野兽的足迹，发现了这片高山与丛林环绕下的平原和港湾。英国诗人拜伦曾赞美这种海盗的勇气：“凡是懦夫躲避的，我们反热烈追寻。” 就像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所言：“没人能用炸弹让我们安静下来，没人能靠开枪让我们安静下来，更没人能让我们害怕做一个挪威人。”（文/本刊特派记者 一某 发自挪威奥斯陆）

12月24日江西贵溪洪塘村又发生一起校车事故，造成11名幼童死亡，4名幼童受伤，死伤者年龄在3岁至6岁之间。这次事故，和国内近几年频发的校车事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而农村人口外流、留守儿童增多、农村教育设施不完善、地方政府漠视等是这一系列悲剧背后难以回避的原因。（文/本刊记者 鄢建彪）

在美国，仅圣诞假期前夕就有数起枪击事件见诸报端，而在桑迪·胡克小学，兰扎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第二多的校园枪击事件。在中国，自2004年起，北京、江苏、湖南等地连发校园暴力事件，2010年春季的一个半月内，更是连续发生四起校园血案。这些事件引起人们对枪支管理、校园安全、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媒体舆论导向等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文/本刊记者 胡坤 王开）

2011年7月22日在挪威著名的青年营地于特岛，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对600名营员展开屠杀，其中77人丧生。一年半后摄影师对幸存的青年进行了跟踪采访和拍摄。大部分于特岛的幸存者都称自己偶尔会产生枪击那天的幻觉，并伴有失眠和无法集中注意力的症状，反复地复述自己对灾难的记忆和“于特岛幸存者”的标签，也让一些人心烦意乱。（摄影报道/安德莉亚·洁斯特瓦  文/本刊记者 戴路）

信笺、从父亲的皮革箱里取出的银色手镯、车票、锤子、书页、木头质地的苹果娃娃、造型古怪的胶片相机、曾埋藏在秘鲁沙滩中的塑像、夏威夷风格的印花长袍、故乡朋友赠送的手工碗具、徽章、印度戒指、粘贴着植物、羽毛和剪报的日记本、狗的骨灰盒、祖母的海军靴……它们看上去再平常不过，却渗透着当事人成长的足迹和情感的记忆，并因此有了重量。（摄影/拉姆齐·德格弗  文/本刊记者 耿悦）

84岁的刘成桂，生了三儿三女，现在却只能一个人住着，陪伴她的是一条小狮子狗。自己做饭吃，还要提水，在过于寂静的晚上，她睡不着，患上了耳鸣。 “村子里人少了，了不得了，混不成了。大人小孩都出去了。”她念叨说，“社会这个发达，我受不了。太冷清了。”老人、庙会、集市、圣母……随着打工人口外流，沂蒙山区的村庄正在喧嚣中凋敝，在寂寞中消失。（摄影/李元奇 文/本刊记者 袁凌）

1937年在柏林的一所仓库里，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怪异的一次美术展。600多件绘画和雕塑被漫不经心地堆放在墙面上，注释中没有对艺术家的介绍，只有一些潦草的字迹写着揶揄的句子。今天，在柏林历史博物馆中保留着一个此次展览的微缩版本，我们可以看一张长长的名单：梵高、蒙克、毕加索、马蒂斯、康定斯基、保罗·克利、夏加尔、柯科西卡、基尔希纳、贝克曼、乔治·格罗兹、迪克斯……至于那些“垃圾”的质量与数量，远远超过今天新国家画廊中的收藏，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所顶级现代艺术馆。（文/本刊记者 庄平平）

1月13日，周有光就要108岁（虚岁）了。他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他感到这个词带着一种顽固不化的心态。100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生活重精神，西方生活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擅长分析，对不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洋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中国人从“中体西用”开始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至今仍是如此。（文/本刊记者 刘洋）

《一九四二》《王的盛宴》在争议声中宣告了“中国式大片”模式的失败，而电影市场的世俗化，使原本就在审查与资金的夹缝中生存的文艺题材、现实题材、社会题材的创作者们处境艰难，三重压力之下，他们在2012年制造出许多尴尬的作品。当观众发现自己不过是银幕上那些赤身、没有面孔的乌合之众中的一员，唯一“站着”摆Pose的人是那些“中国式电影大师”时，他们便会选择离开。（文/本刊记者 一某）

文/克劳士·提勒多曼

他是托宾（Colm Toibin），因含蓄、恬淡的语言风格被誉为“英语文学中的语言大师”，两次提名布克奖。对托宾来说，“没写下的远比写下的重要，没什么可说，其实是一种更大的力量”。（文/温瑶）

生存还是死亡，在我们那里根本就不是问题。生如行尸走肉，死如灰尘草芥。生，有口饭吃，有张床睡，身边有个男人或女人，没有也无所谓，总可以找到自力更生的办法。死，无非是一包药、一根绳、一口井的事，吞下去、套进去、跳下去，这个世界就跟自己无关了。张四的娘似乎一直活在生死之间，从她愁苦的表情中能够感受到，那根悬在梁上的绳子一直在她头顶晃荡。（文/朵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