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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中的德国人


文/本刊记者 庄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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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共图书馆,2013纽约春夏时装周中的一次走秀正在这里上演。模特穿着造型夸张的服装迎接着人们的目光,它们出自美国时装设计师桑姆·布郎尼之手,这位以疯狂、邪典气质著称的设计师以此向上世纪20年代包豪斯艺术大师奥斯卡·施莱默致敬。


1922年,刚刚接管包豪斯“剧院作坊”的施莱默推出了他的舞台设计《三人芭蕾》,剧中一位女性、两位男性演员穿着几何感十足的戏装表演芭蕾,配以艳丽的几何图案,有些像玩偶,又有些像太空中的星辰。这些设计在今天看来仍属大胆、前卫。在当年包豪斯尚未确立风格之时,《三人芭蕾》为该流派奠定了基调。


那一代德国艺术家曾创造出许多影响后世的成就,在独裁与战争的伤痛渐渐消失,冷战的阴霾被驱散后,它们的光芒重新闪耀,最重要的是:它们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一战”摧毁了德国的信心和生活。如德国达达主义代表人物乔治·格罗兹对自己作品的描述:“我的画表达着我的绝望、仇恨和幻灭。我画呕吐中的醉鬼;我画一个人握紧拳头诅咒着月亮……我画脸上写满了恐惧的人正在清洗着手上的鲜血……我画孤独的小男人穿过空荡荡的街道疯狂地逃离;我画一幢廉租楼的横截面:一个窗内,男人正在殴打他的妻子;另一个窗内,两个人正在做爱;第三个窗口吊着一个自杀者被苍蝇和蛆虫覆盖的尸体;我画没有鼻子的士兵,还有戴着昆虫般钢臂的伤员;我画两个卫生兵强行给一个发狂的步兵穿上毛毯般的拘束衣……我画一个骨瘦如柴的人裸着身体正在进行新兵检查。这也是我写的诗。”


艺术家们带来了技艺也带来了思想,包豪斯一时间成为异端学说聚集的中心,这符合格罗庇乌斯的理想。康定斯基相信人智说,阿道夫·梅耶相信通神论,而经常出没于包豪斯的民间“先知”古斯塔夫·内格尔,极力推崇废除大写字母。其中尤以伊顿鼓吹神秘主义信者最众,穿着伊顿设计的长袍的拜火教徒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而且,由于他们只吃伊顿发明的大蒜食物,以致每当艾尔玛·马勒回忆当年在包豪斯的生活时,就会想起那些“呼吸里的大蒜味儿”。包豪斯艰难地起步了。他们不得不在公众质疑、右翼攻讦甚至学生的失望中挣扎,直到数年后,在每年一次的学生设计展中,学生们设计的陶器、居家用品和家具开始收到订单。今天,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钢管制成的椅子,可以调节的台灯,由线条、单色与几何形状组成的版式设计,都源自当年包豪斯学生的作业。


1933年4月11日,在包豪斯学校的开学日,大批警察包围了学校,前来报到的学生被塞进卡车带走审查,学校被查封。“包豪斯是犹太马克斯主义艺术观点最明显的据点之一,比所有艺术都低劣得多,只能断定它是一种病态。”这就是希特勒对包豪斯学校的宣判。四个月后学校解散。同一年,纳粹宣布清洗了所有不亲近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府雇员,从博物馆馆长到职员、艺术学校的教授和艺术家,都在其列。其余的艺术家,则由戈培尔掌管的帝国文化院管理,所有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画商、建筑师都要取得其成员资格,否则就得不到工作,不得出售或展出作品,甚至不能进行创作。几乎所有从事现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都失去了工作,他们需要等待帝国文化院的评判才能取得继续创作的机会。所有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现代艺术品都被勒令撤除,由纳粹党统一收缴、封存。


1969年在柏林一所画廊里,一辆大众面包车敞开的后门越出20架载满装备的雪撬,在洁白的地面上滑行而过。每一架雪橇的前端都用红色的油墨书写着作者名字:约瑟夫·博伊斯。“二战”中,他是纳粹空军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在东线惨烈的战役中,他的飞机被击中,坠毁在严寒的克里米亚荒园。当他醒来时,他躺在一个生着篝火的帐篷里,浑身涂满动物的油脂,被毛毡深深裹住。荒原中游牧的鞑靼人救了他,这些纳粹宣传中的劣等种族,用牛奶和蜂蜜维系着他的生命。战后,博伊斯将全部精力投入艺术学习和创作,他在自传中说,只有艺术能治疗战争带给他的精神伤害。他的创作抛弃了画笔与石材,杜尚、安迪·沃霍尔的日常生活材料也很快被他遗忘,在他看来唯有“人”才是艺术最好的素材,人的行为、语言甚至思想才是艺术终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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