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岛 人物·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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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天真时光


“尽管《牯岭街》是一流的杰作。可是后来杨德昌每次找我做什么事,我心里都还是感到害怕,我还真没有做过一个工作后来害怕成这个样子。”詹宏志说。


他是台湾资深的文化人,25岁做报纸主编,主持过两家唱片公司,领导过远流和城邦出版,创办一系列杂志、网站、电子报,后又建立台湾最大的电商平台,中间还帮助侯孝贤和杨德昌策划和制片了9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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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左二)、杨德昌(左三)、詹宏志(右一)



80年代初“台湾新电影”兴起时,詹宏志还在美国,回台湾后,他很受震动,写了一些评论文章来鼓励这些新人,后来又执笔起草了《台湾新电影宣言》。


“大部分的人并不需要我的工作,他们只是希望得到我的认同。他们就是感觉,如果连你这个聪明人都觉得他们是对的,那他们应该是对的。”他对Lens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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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些人的心气很高。财务挫折时,侯孝贤就把自己房子抵押了,有政治压力,则会让他们更充满激情。但票房接连惨败,就连《童年往事》都亏损。“这么好看,为什么会没有人看?”他们很苦恼,还有影评人骂他们“把电影玩完了”。


为了帮助朋友,詹宏志才介入了电影,他先是在《恋恋风尘》和《尼罗河女儿》时帮助侯孝贤去找钱,做宣传。后来又跳出来做监制,帮助《悲情城市》引入圈外投资人,统一售卖国际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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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找到钱,能不能营销,关键还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只是不知道条件要谈在哪。而且我跟生意人讲话不会动怒的,他们是耐不住的,我也完全能用生意人语言。”詹宏志说,他还写了一篇《侯孝贤经济学》,提出投资侯孝贤比投资成龙安全。


《悲情城市》因为题材禁忌,侯孝贤做好了坐牢的准备,詹宏志则要考虑如果台湾不能上映,如何通过国际运作收回成本。在他看来,艺术电影并不是“艺术”和“商业”的对立,而是属于“艺术市场”,要做好那个市场,需要另一套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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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悲情城市》


结果,《悲情城市》获得金狮奖,票房大卖。接下来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下称《牯岭街》)也很容易就拿到了投资,但等待詹宏志的却是诸多“折磨”。


“他(杨德昌)没跟片商讲,就把拍摄计划换了,一次又一次改预算,我跟投资人很难解释。最后我是替所有的支票全背书了,如果没拍成,我要后半辈子全部还这个钱了。所以,不只是每日的工作折腾,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意识到那个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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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他比较侯孝贤和杨德昌说,“侯孝贤是对这个社会上不变的东西很敏感。杨德昌对变的地方很敏感。”“杨德昌有一点点精英式的生活。侯孝贤是从头到尾都是比较草根的。杨德昌的电影里永远有那种会听古典音乐的人,侯孝贤的你是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悲情城市》、《牯岭街》的开拍,是台湾威权体制解体的前夜,但身处当时来看,还是属于禁忌性的题材,他们都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准备。“所以,他们在拍的时候,都有一点点悲壮的。这么悲壮的事你想做,跟那个社会、那个气氛是有关联的。晚几年,感受就完全不是这回事。那种拍戏时候真的紧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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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一》


台湾在80年代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电影、音乐等领域的人才,而且,走得很近、很紧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詹宏志解释说,“那个时候大家一无所有,最后的天真时期,工作者之间没什么算计,没有去想得失,人际关系还很清纯……”


放到现在,“哪怕年轻人有才气,他们要再重新组合这样的关系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都看到前面的例子,那他们心里就有期待,就有愿望,就想要安排某种结果来,这事就没办法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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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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