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媒体老爱问我，会把自己比喻成什么花？我怎么知道呀，从来没想过这种奇怪的问题。”蜷川实花笑着说。

聊了两个多小时，补充了一盒冰淇淋后，她开始放松下来。

又聊起她的困惑，她的情感，未来的计划……

已经45岁了。她不想再给自己设置什么限定。

一路走来，她其实很顺利。

24岁时获得摄影奖项出道，和日本的时尚媒体合作，拍摄当红的艺人。

29岁获得有日本摄影最高奖之称的“木村伊兵卫奖”。

35岁时执导电影《花魁》，入围柏林电影节。

在日本媒体转衰之际，中国的工作机会又蜂拥而至。

她的时间表仍然排得满满当当。

她并不排斥把这些男孩和女孩，男人和女人，拍得花枝招展。

“现在的偶像，是被大众把欲望都集合到他们一个人的身上了。我想看看只有他们身上才有的能量。”

在她看来，这种能量虽然不那么高雅、知性，却是当下社会必不可少的一环。

就像她一直喜欢拍摄的金鱼，“金鱼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来看它，观赏它。”

除此之外，她也拍摄其他风格的作品。但很少在中国被知晓。

即使如此，她也觉得在中国很舒服。因为中国人只知道她是蜷川实花，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形容她是蜷川幸雄的女儿。

上图来自 Lens 出版的《目客 003：山本耀司》

摄影：Takay

蜷川幸雄是日本的戏剧大师。虽然一度也要靠做演员的妻子养家，但在日本社会备受尊重。

所以，蜷川实花一直背负着父亲的盛名。也不断躲避它。

可能从10岁时，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开始着急，想要只靠自己的力量开出一片天。

但越是这样努力往前冲，却越能发现父亲熟悉的身影早就刻度在自己的身体里。

“在我5岁之前，一直都是妈妈在外面挣钱养家，父亲在家照看孩子。可能在那时，父亲就按照他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来教育我的。父亲不希望我成为日本常见的家庭主妇，而是成为能够出去工作、自己养活自己的独立女性。”

“如果在经济上不能够独立的话，做事就会束手束脚，自由度就会下降。这是他教育我的核心观念。”

“他应该希望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是想分手就分手的帅气女性。在经济上，在精神上都可以独立自主，不需要考虑别的因素，只需要听从自己的内心，自信地和男性分手。”

“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想分开了就分开，我不太会忍耐。父亲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倒是笑着对我说过：‘这不会是我的责任吧？因为我这样教育你的，所以才......’”

“他在我小时候就跟我说，如果摆在你面前的有左右两条路，既使别人都选择了右边的路，如果你认为左边才是正确的，那就不要因为只有你一个人选择左边而犹豫，要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艺术家，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自己非常勤奋刻苦，认真自律。到他80岁去世之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一直是拼命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的。”

“我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深切地感受到了要创作出一个好的作品，原来是需要这么努力，这么辛苦付出的。这大概是他给予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吧。”

蜷川幸雄去世之前，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那时他在香港有公演，周围人都劝他，这次就不要去香港了；可他自己说，“如果我去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

蜷川幸雄飞到香港以后，在那里倒下了。

“说实话，即使他不去，演出也能进行……即使要以缩短生命为代价，但只要是为了作品能有更好的效果，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这样做。”

父亲病倒后，蜷川实花飞到香港，在陪伴他走完最后时间，以及父亲去世后的一段，她用小相机记录了自己的心情。

她把这些照片命名为《那些美丽的日子》，用它们来和父亲告别。

（这段故事详见：“爸爸去世的那天早晨，天空美的让人恐怖”）

“我和父亲关系虽然很好，但是我妹妹和父亲的关系更像是普通的父女吧，两个人在一起会有说不完的话，会一起去超市，去便利店，而我和父亲，谈论的更多是工作之类的话题。”

“父亲去世之前，和我谈过很多。他会担心很多人，比如我妹妹呀，他的孙子呀。但是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我。我就问他，难道你不担心我吗？他说：你肯定没问题的。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父亲眼里还挺可靠的。”

蜷川实花现在有两个孩子，大儿子10岁，小儿子2岁，这让她很少有空闲时间。但她还是争取保证每天早上能有三四十分钟的散步时间，那是她每天唯一的独处时间。

她也不再在意摄影师、导演之类的标签。

“现在会觉得可以更柔软些，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了。想做的就去尝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