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个叫做“葛宇路”的年轻人，在北京一条未命名路上悬挂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路牌。直至2017年7月该路牌被拆除之前，葛宇路作为地址被收录进了地图和外卖软件里。毕业十年了，这位年轻人在忙些什么？编辑找到他聊了聊，以下是他的自述。在接到编辑的消息时，我挺惊讶的，因为现在的我在创作上没有什么大动作。大家都害怕讨论问题，所以展览的传播不如以往。今年我也做了些作品，大部分我都不想聊，做了就是做了，好与坏都应该由大众来评判，我现在很佛系，生活的重心更多是在游玩上。七月初，我踏上了一趟前往青藏的行走。项目发起人是荒野策展人王澈，在30天的时间里，几个艺术家们在荒原的环境下感受自然，试图通过走出工作室激发出自己平时见不到的一面。到了西藏，我发现那里与低海拔地区的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连基本的呼吸都不同。人很渺小，有时还不如一粒沙或一颗石头，恶劣的条件让人类在这里很难生存。这时候人会想抓住精神上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者说用精神的力量与外部的荒凉达成平衡，也让我理解了宗教在当地盛行的原因。
去西藏之前，我对那边充满了各种文化符号的想象，但现实很残酷，对符号的学习需要大量的精力，高原反应带来的缺氧足够把这一切击碎。在脑袋酸痛，浑身无力的状况下，任何激动都难以转化为澎湃的心潮。
好在随着走访深入，身体也适应了高反，原本陌生的符号开始回归生活语境。
有天我们在路上看到一座庙，进去发现里面有个修行洞，听说最早有个和尚在这个洞里修行，然后这个洞逐渐往外拓展，就修成了后来的小寺，如今寺跟远处开阔的平原和更远处的雪山形成恰到好处的关系。途经昆仑大峡谷时，我们在河滩上发现了一只小羊，以为它是从峡谷的上面掉下来的，在这么陡峭的悬崖上它也回不去，我们就想救它，于是打了电话报警，结果森林公安说其实羊没事，它是岩羊，特别会爬山。当地人会去外面搜集一种特制的白沙，把它用颜料染成各种颜色，在每年佛教法会的前夕，他们会用沙在地上画一个巨型的图案，名为坛城，和我们所说的道场的意思有点像，视觉上很震撼。可在法会的当天，大家会一起把图案用手一点点抹掉摧毁，所有的颜色归为一处，一切回归到了最开始的状态，在法会的当天来见证这座人造宫殿的消亡。接受了注定消亡的事实，才能与虚无和解。
坛城、朝拜、骸骨这些纷繁的表象之下，内核开始逐渐相通，且指向了生命意志。直面无常，向死而生，才能与天地取得平衡。
符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天地间的环境成为一种理解的路径，我既理解了藏人符号背后的世界观，也逐渐接近了人的存在本身。这可能是这趟旅程最大的感受。
出去走走挺好的，回来以后和女朋友再见面时感情更好了，吃食物时也更香了，甚至感受氧气带来的能量能到达手指尖的状态都是幸福的。
今年是我在北京生活的第十年了，从家乡武汉到北京再到燕郊，在一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之后，听到这座城市的消息时身体和记忆就会被立刻被唤醒。
葛宇路曾经在燕郊生活的地方
选择生活在哪座城市，是在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无关对错。我在武汉朋友们大多在体制内有着稳定的工作，他们的生活很幸福快乐。当年的朋友们如今还是会相聚在电竞室打游戏，我回武汉在欢乐屋待两天跟他们体验下这样的生活，觉得也挺好。在北京就不一样了，会动荡很多，但也能认识更多稀奇古怪的朋友。我是喜欢北京的，在北京可以找到人聊各种刁钻的东西，站在街边都会有大爷过来和你聊天，这样朴素的交流让我着迷。成都也挺好，那里的生活方式很慢，有很多像茶馆转变来的公共社交空间，大家喝茶聊天安逸度日，聚在书店聊各种公共话题，好像临时形成了一个可以躲进来的精神按摩地。我在很多地方的小县城都待过，那里的房租和生活成本很低，当地基础建设得也好，幸福感非常强。它和我在燕郊生活的那4年感觉又不一样，这里更加与世无争，只要解决了生计问题，是可以一直安稳地过下去的感觉。做了葛宇路路牌之后，我没想太逼迫自己去做什么工作把它续上，“浪费流量”也无所谓。有些阶段性的工作我觉得结束了就结束了。如果哪天想起来有什么可以做的就继续做，我人还活着，也在各种玩和折腾，这就是一种延续。回到自己身上，我也很难讲清楚艺术与大众的关联，因为这也取决于艺术家自己的意愿。很多看上去和大众没关系的内容，比如说电影可以拍很私人的话题，但它一样跟大众关系很近。
只是我个人对艺术的期待是希望通过它去打开公共生活，或者去营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引导大家用一些新的视角理解世界和生活。
但这不是标准，如果每个艺术家都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挺可怕的，相反要多样一点，什么样的人都有才比较好。
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上过一些学，我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从来没有按计划走，很少“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现在有人对我的成长路径好奇，那我只能说跟着自己想要的感觉走就好了，哪怕它不是一个理智的结果或在外人看来多么不理解。
我爸妈至今希望我去当公务员，但我要走什么路，自己很清楚。每次我妈和我聊起这个话题，我会给她讲一些她没有想过的角度，虽然讲了她未必会听，但总比直接产生冲突好，因为父母需要的是一个情感交流的窗口。
在我爸妈眼里，我毕竟没有大发横财。所以做再多艺术项目，有再多媒体采访和报道，也不如进体制内来得实在，这观点很保守，但在当下很应景。如今我每次回家不敢待超过三天，因为我爸妈聊的话题和平时看那些网络上的价值观，我已经非常没法认同了，但我知道父母内心深处是爱我的。葛宇路路牌项目结束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刻意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大众对我的关注度其实多少都会对我的创作有影响，但我也不太在意，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无时无刻地吸收。更大的影响，则来自时代。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是消极的，甚至是绝望的。但我会把消极看作冷静下来思考的调整期。而绝望才能找寻新的路径和方法，打开新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