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会慰藉那些死亡与悲伤

文/方禾  摄影/伊丽莎白·艾耶特

以赛亚·欧文斯的殡仪馆工作室，既像画家的工作室又像是化学实验室，里面有各种放置神秘化学品的瓶瓶罐罐，而那些逝者的脸就是他的作品。死者们来而复去，都从这条走廊经过，最终的终点是遍布纽约市郊的大小墓地，乃至遥远的南方。

摄影/Gianni Cipr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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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经常会问以赛亚这些死者的故事，以赛亚的头脑中装着整个哈莱姆区的生老病死。她记下了那些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

“死于艾滋病，只剩60磅重。”

“刚刚结婚就死于车祸。”

“四世同堂的曾祖母。”

“袖子和衣服下摆有大量食物残渣——他酗酒很出名。”

“一位热衷去教堂的优雅女士，但是虔诚之外的另一面更真实：她喜欢赌博。”

“四辆汽车为她从监狱开来，因为她的整个家庭都在监狱里。”

“穿着华美的女人——昏迷已久，而她的孩子们为了她的钱不停争斗。据说有一天她醒了过来，找来律师剥夺了所有子女的继承权……”

还有和以赛亚合作多年的发型师明妮·李·安克拉姆的故事。明妮是东海岸农民的女儿，直到6岁才有自己的第一双新鞋，是妈妈为了复活节表演给她买的。鞋太小了，但是她不敢说，她怕告诉妈妈后会失去这双鞋。“在教堂唱赞美诗时，她一直竭力忍耐。当歌声结束的时候，她被挤肿了的双脚终于失去控制，一个趔趄，摔出了队列，脸上全是泪。参加礼拜的大人们却突然鼓掌和欢呼起来，‘听到圣音后，她获得了新生’‘哈利路亚！她看到光了’……13岁她就有了第一个孩子。”她去世后，以赛亚隐隐为她感到高兴，“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哈莱姆区风俗中，人们也会敞开棺盖让生者瞻仰仪容。这些家庭确信，他们亲人是穿着体面地离开人世的，而职业摄影师的拍摄，会是对其完美的纪念。所以，部分死者家属愿意参与到伊丽莎白的项目中。

从19世纪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就有一个传统——很多家庭将自己早夭的孩子支撑起来拍照，仿佛他们还活着。父母希望能够留下孩子的影像，寄托怀念。这类摄影作品在许多博物馆中都有留存。美国学者斯坦利·彭斯编选过一本摄影集《睡美人》，搜集整理了部分19世纪到20世纪为死者所拍摄的肖像。

但在某些地方的文化中，为逝者拍摄照片往往被视为不敬、亵渎或令人不适，日本摄影师荒木经惟和筱山纪信就曾为是否可以直接拍摄死亡而激烈争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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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死于病毒性脑膜炎。拍摄者为美国摄影师安德里斯·塞拉诺（Andres Serrano）。为逝者拍摄的照片中，最知名的就是塞拉诺的这组名为“停尸房”的系列作品。他采用部分遮挡的办法，拍摄了死者的手、部分脸庞、遗体等。“我试图展示人死去之后，留在死者身上的那部分人性，而他的作品，在我看来，试图展示的是死亡的神秘、孤独和匿名性。”摄影师伊丽莎白·艾耶特（Elizabeth Heyert）对此评论说。

安德里斯·塞拉诺被视为热衷于挑战禁忌话题，他的作品中对种族、信仰、宗教、性、言论自由等问题的探索，都引发了激烈争论。

“对我来说，问题不是‘为什么拍摄死亡’而是‘为什么不拍’。我想除了我的好奇心外，我还非常幸运——进入停尸房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为了找到一个允许我进入的人，我费了好几年的工夫。”通过朋友关系，塞拉诺被介绍给一位病理学家，他允许塞拉诺在他工作的停尸房内拍摄了几个月。

 詹姆斯·艾尔·琼斯，年仅22岁。

看起来他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如同往常的他一样，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街上闲逛。这就是杰·莫，哈莱姆街头霸王中的一个。杰·莫在154公立学校读书，后来在职业学校取得毕业文凭，偶尔去打打零工，做做维修工，但更多是依赖街头生活，经常参与哈莱姆街头的帮派争斗，并逐渐脱颖而出，在一次街头枪战中被打死。

除了保护费和枪，杰·莫的最大爱好是音乐，音乐是他和很多哈莱姆区孩子理解生活的方式。女友在他棺材里放了几张CD，并在他口袋里塞了一把美钞。帮派兄弟们给杰·莫买了崭新的Sean John 运动服和Timebrland靴子，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体面的打扮了。
杰·莫的女儿祖瑞依娜刚刚出生不久，他和女友还没来得及结婚。葬礼上，牧师对他在纽约街头的“英勇事迹”只字未提，只是谈到他给予家人的爱，“爱是恒久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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