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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反革命”


文/本刊记者 张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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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住这儿吗?”


敲开一扇扇陌生的门,门后的人露出疑惑的表情,不明白这个大个子为何千里迢迢从北京而来。


56岁的徐星穿着厚冬衣、牛仔裤和防水皮靴,扛着摄像器材,穿行在浙江农村湿冷的冬天里。


有时坐朋友的车盘旋在湿滑的盘山公路,有时独自拎着镜头行走在拖拉机无法到达的泥泞山路,更多时候,是与贩夫走卒一起挤在乡村巴士中。他不断敲门、拜访、逗留,然后马不停蹄奔往下一个目的地。


那些人四散各方。徐星走遍了22个县镇乡村,差不多顺时针围着浙江转了一个整圈。唯一的线索,是22张纸质已经泛黄的犯人登记表,上面有家庭地址。


可毕竟是40年前的地址了。地址是否还有效?人还在不在?从北京出发前,徐星自己心里也没底。


好在他找到了其中12人。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现行反革命犯人,被判10年以上的刑期,于1966年前后,集中在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


点好烟,摆上一桌酒,烟雾缭绕中,往事像一本被拂去灰尘的箱底日记,摊开在阳光下。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最普遍的结局。


在“砸烂公检法”的乱局下,农民的遭遇与知识分子、党政要员并无不同。“政治领袖的每一个指示,都会给这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命运带来戏剧性的变化。”徐星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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