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中的女人们

• 文/本刊记者 左林 马婧 鲁伟

52 岁的李洁娥被唤做“娥姐”，透着亲切。在邻居眼里，她随和、内敛，是杨箕村十多个“钉子户”中“非常守规矩的一员”。

李洁娥之死，并非全无预兆。邻居姚慕嫦小她10 多岁，是李洁娥生前最后时光里最依赖的人。比起柔弱的李洁娥，姚慕嫦性格刚烈，爱照顾人，更像个男人。在一张留给姚慕嫦的巴掌大小的纸片上，李洁娥按上鲜红的指印，对人世最后嘱咐：“嫦，希望我不在人世，你的姓（性）格要改变，不要自以为事（是），学会尊重别人，好的人要信。紧（谨）记。李洁娥字2012.5.9。”（摄影 / 本刊记者 左林 ）

5 月9 日，李洁娥在跳楼之前给朋友姚慕嫦留下了手写遗书，嘱咐她“性格要改变，不要自以为是”。

拥有900 多年历史的杨箕村位于广州大道和中山一路夹角，和寸土寸金的广州CBD 珠江新城毗邻，曾是广州首个亿元村，也是典型的市井气息浓厚的“城中村”。它在2007 年进入改造名单，2010 年加速——和另外八个村进入重点改造之列。

李洁娥是杨箕村最后15 户未签协议的居民之一。3 月21 日，在她被关进拘留所的第二天，她的房子就被拆了，而安置补偿协议还没有议定。

邻居们记得，4 月中旬，李洁娥从越秀区拆迁办回来，曾面如土色。拆迁办的人说，由于迟迟不搬，发给其他住户的2 万元搬迁奖励，没有她的份了。“产权证没有，补偿不知道怎么发，搬迁费也没有，这可怎么办。”面对冷硬的文件条款，她面色惶恐。

和其他一些极端抗争故事一样，公权力的冷漠和不作为，往往触动了抗争者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公权力并非一直“不作为”，仅以对待城中村的态度为例，它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忽略、放任，吸引外来人口参与建设，其后则是限制和容忍、试图留给后代解决，而现在找到所谓“创新性”模式之后，它立刻展现出不容迟疑、阻挡和反思的效率。

从嘉禾同日离婚的李小春、李红梅姐妹，到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苹夫妇；从上海用燃烧瓶对抗挖掘机的潘蓉，到成都自焚的唐福珍；从宜黄钟氏母女到广州李洁娥，在反对拆迁的人影中，女性一次次成为悲剧的焦点。

拆迁流弊，已碾过太多家庭，彻底改变了这些女人的生活。在那些戛然而止的生命之外，生者还要面临漫长的前路，背负着过去的美好与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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