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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  20周年——专访侯孝贤


文/阿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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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最初也是想拍一个很江湖、很艳情的浪漫故事,“像一曲悠扬的萨克斯风,低缓奏出早期台湾黑社会的浪莽苍凉、东洋余韵,血性阳刚却又温婉美丽,教人动容不已。”朱天文说。它的名字就来自台语歌《悲情的城市》,和另一首侯孝贤喜欢的歌曲《港都夜雨》一样,既浪漫又有土流氓的味道。


这些传统的东西对侯孝贤很重要,他第一次编剧的《桃花女斗周公》就是从元杂剧改过来的。“传统戏曲忠孝节义那一套对我影响非常大”,再加上父亲那种文化人的形象,侯孝贤知道自己不可能 走黑社会那条路,后来去当兵,把赌博打架的生活斩断了。在走之前,他在院子里把国民党党证烧了。“这种‘反’,就是一种直觉,我心里非常清楚,以后我绝不会做公务员,绝不会在政府机构里做事,这是武侠小说和传统戏曲对我的影响。”


侯孝贤自己最喜欢影片的最后一幕:老人、孩子和一个痴呆的成年男子在桌上吃饭,女人们忙进忙出。无论政治系统怎么变,在“悲情城市”里,这个受害的家族只能靠自己挣扎着寻找新的平衡, 然后活下去。


“我不是从意识形态开始,而是从人本身开始的”,侯孝贤解释,“所谓第三世界的电影美学,不外乎在技术与设备之外,所呈现的个人意志和不可逆转的宿命。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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