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住工作，我们不停地查看手机，尽最大努力扛住压力，很容易就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我觉得自己被公司‘占有’，他们制定的工作要求，占据了我的私人生活。”
“人们常常在工作日加班加点地工作，因为他们以为周末就能放松、恢复和补觉，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我的团队在周末也不能休息……永远不会有不上班的感觉。”
这些内容来自最近以中文出版的《过劳：好工作是如何变坏的》：两位分别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在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TOMO公司进行了一项为期五年的调研与实验。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那些处于中间地带，既不属于精英人群，也没有受雇于著名的大公司的员工，试图分析高负荷工作模式造成的长期压力如何导致了职业倦怠、雇员流失以及业绩水平下滑。“我们听到的那些工作负担重、不安全和过劳的故事，可能对许多人来说都很熟悉。”
工作太多，
过劳的定义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认为工作要求不现实的感受。在TOMO公司，41%的IT专业人员和61%的经理同意或非常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工作”。他们自己觉得需要努力工作和高效工作，尤其是工作任务发生变化，或者工作进度需要提速的时候。情况并非个例，最近一项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发现，有超过1/3的美国雇员同意或非常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在目前的工作现状中，“工作太多，根本无法做好”。在作者的观点里，过劳涉及超长的工作时间，但如果只考虑工作时间的长短，是不能全面认识过劳的。在时长之外，他们还列出了其他三个和过劳相关的因素。随时待命是其中一个，这和新通信技术相关，因为员工可以随时随地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被联系上。
但是，科技进步不是过劳的真正原因，至少不是根本原因，而是源自管理层的期望：员工要做他们被要求做的任何事情，不管他们已经工作了多少个小时，也不管这些要求是什么时候提出的。他们除了在工作时间内（至少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在办公室上班，老板还希望他们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和其他通信手段保持“可用性”（Availability），能够随时地投入工作。这意味着完全脱离工作的自由时间很少，恢复和调整精神健康的空间也很小。慢性疲劳就主要源自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及其导致的过劳感。借用社会学家丹·克劳森（Dan Clawson）和内奥米·格斯特尔（Naomi Gerstel）的说法，大家面对着一种“正常的不可预测性”。在这种情景下，员工们被要求应对“普遍存在的常规干扰”，并不断地为了工作需要而调整个人计划。
当工作量超过承受能力时，除了延长工作时间、随时处理电话和电子邮件，许多员工还试图通过多任务处理的方法，增加给定时间内的工作量。在作者早期对TOMO公司IT专业人员的跟踪调查中，遇见的最有意思时刻之一是：第一次看到了有人同时参加两场线上会议，方法是用两套耳机分别连接两场会议的音频，一只耳朵听一场。在这之外，许多员工和经理既需要适应工作跨越时空的新模式，又要受到看重线下办公、希望自己被经理和其他上级“真实看到”旧模式的制约。在面对面工作模式下，员工会觉得只要老板不下班，我就需要留下来。这背后是一个职场文化：“过早”下班的人是有风险的，即使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作。如果有人总是准点回家，那么他们就会成为被裁员的目标。人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即使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这种老规矩与随时待命的新期待叠加在一起，过劳加剧了。
面对过劳，
过劳带来的是对员工健康、个人和家庭生活一系列负面影响。对TOMO公司的员工来说，把某些特定的工作环境与不良的健康状况联系起来，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在这里，经常被讨论的是：工作压力让人很难坚持健康的习惯和避免坏习惯，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过劳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锻炼，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在被访者中，30多岁的凯西（Casey），自称是一名狂热的运动爱好者和一名试图控制工作时间和“正在恢复的工作狂”，但她发现很难坚持自己的锻炼计划和健康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