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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有三分之二时间,梁文道都是在酒店中度过,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因各种事飞行,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让他在香港的家中只养了猫,没有养狗。但即使如此,他每天都要花上5个小时阅读,他用这种坚持“定住自己”。


作为宝珀文化大使,梁文道受邀参与了宝珀和Lens联合出品的“坚持,让时间更有价值”系列微纪录片。对话,却是从他多年的一个困扰开始聊起来的。




 

“所谓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2008、2009年的时候,我那时做人的状况很危险,变得不像自己原来想的样子。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名人,去哪里都被一圈人围着。


有一次在一个小县城做活动。当地找了5个保镖围着我。我只是过一小段路,5个人围一个圆圈把我围住,路上的人都在看我:“这个人是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


我很怕自己习惯了。习惯去哪里人家都要给你一个很好的对待,坐头等舱飞来飞去,那样的感觉并不好。


于是,我就开始重新问自己:“该怎么办?”“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再问下去就是:”做人的意思到底在哪里“。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在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大概上初一的时候,就很自觉地知道自己要念哲学。


我念了二十多年的哲学,但2008年、2009年左右,遇到那个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我几乎一身冷汗地发现:我读了很多理论,学懂了很多思考的方法,但是我已经忘了,我原来是想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   




 

“老香港的魅力,减弱了”


香港给我的魅力是:这个地方没有人关心你是谁。


它太功利,太实际,功利到一个程度,乃至于它不在乎你是什么种族、肤色、国籍,什么身份认同。


“你这份工作做好没有?”“你赚了多少钱?”


它不会去说,“你是不是个汉奸?”这儿没人管这个问题。


香港是老外来了觉得自己没必要学广东话和普通话,他说英语就好。香港人也觉得我们跟你谈英语就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首先考虑的是哪一种更方便。



香港人当然有一种很宽阔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是又跟两岸所见到的那种认同是不同的。


这个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文化上的东西。


比如说,香港的影视产业,从李小龙的年代开始,到徐克版本的黄飞鸿,到后来的叶问,贯穿香港功夫片的,尤其是涉及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英雄人物打老外。一种很原始的、赤裸的民族感情,但又不是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国民身份认同,而是一种更俗世的、更传统华人社会的情感。



《十月围城》就很有趣地呈现了香港人的世界观:孙中山来香港了,清朝派人要来刺杀他,香港一帮人要保护他,为什么?是因为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吗?不,为的是今天保护他的那个人是我哥们儿。


又比如《明月几时有》,那些人不是天天到晚喊着口号,“为了国家存亡,”不!是“为了我女儿。”


这是一种那么传统的、地道的、香港式、或者南洋华人式的民间感情。它是透过家庭伦理,在中国儒家伦理式的秩序下面产生的一套东西。


但当年吸引我的那个老香港的魅力,减弱了。





“香港没有‘都懂的’这回事”


老香港的生活氛围对我很重要。那是一个我心目中过度浪漫化的、曾经存在过的南方中国。


香港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尤其晚上,灯是蓝色的,冰冰冷冷的蓝色,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科幻的城市。


然后一转眼,到鰂鱼涌那边,或是过海到深水埗那边,又是很凌乱的状态,就像电影《攻壳机动队》。


为什么《银翼杀手》那种电影以香港为蓝图,因为香港是这样一个地方:你觉得它处在未来某个时空,但是又非常古老,充满了各种的妖孽,你不知道背后一个转角会冒出一个什么样的怪人……




我们常常说香港人比较讲秩序,守规矩,不只是因为英国的管制,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秩序。


当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同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套共存的法则,这个法则使得所有人都不干涉所有人,所有人都不用理任何其他人地活着。


在内地,很多事情能够透过不言自明的潜规则解决,是因为社会比较同质化,“大家都懂的”。


但香港没有“都懂的”这回事,因为我们很难有默契,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纸面的东西,清清楚楚。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点什么


我是太流动的一个人了,每年有三分之二在饭店度过,每个星期都坐飞机。当你生活这么漂泊不定的时候,你需要有些别的东西定住自己,那个东西就是我给自己的纪律,是我生活的重心。


我喜欢住酒店。把别的东西都拿掉。



我让自己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短期出家或者禅修,那是一个跟我生活剧烈变异的状态。不能读书,不能说话,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沟通,甚至时钟、手机都要拿掉,你对自己失去了任何的掌控。所有的时间都是听敲钟来定。钟不在你那儿,是人家在敲。你专心一意地在你的修行上面。


每次回到日常生活,都会有种很强烈的距离感,觉得自己在做的这些事都不是真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我觉得修行最主要学的就是怎么样继续保留这个感觉:就是每天在做事,但同时觉得这都不是真的,不是必然的、必要的。



所谓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一个字面上给你答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点什么来体会、得到、产生一种感悟。


我就发现:我应该在“人”上头做点功夫,透过对自我的、生活的、心灵的、乃至于身体的锻炼,让自己产生出某种状态,然后一路发展下去。





“我常常处于良心不安的状态下”


我很讨厌回头看自己。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人老照镜子一样。很变态。


我讨厌一切让我联想到很自恋的东西。你写过的东西,你做过的东西,它有那么重要吗?它并没有那么重要,它譬如蜉蝣。


但是我现在也在反省,这么讨厌自恋,恰恰就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很重。



我是年纪越大,越有强烈的道德焦虑。 


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虚伪,感觉到自己的下流和无耻


这种焦虑感,总让我考虑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绝对正确的东西。


绝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有这种怀疑。


我觉得公知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凭什么觉得对什么事情都能说上一番话,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有立场,而公众又为什么认为你既然身为一个作家、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你就该对很多事情都要有立场,凭什么?



我不太喜欢让人情绪太激烈的东西。我对一切煽情的东西都比较有保留,而且是越来越有距离。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大家都在寻求被感动。这个让我很受不了,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语句,比如说:“总有一种力量叫我们泪流满面”,我很讨厌这些话。我为什么要泪流满面?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能不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那么想要被感动。




两岸很像,都很滥情,都喜欢很夸张的语言。


比如说我出席最多的活动,就是所谓的演讲、座谈。每次这种活动开场之前,主持人、司仪在台上讲的话都很像,都会说:“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梁文道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他为我们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


我现在都已经肉麻了,习惯了。但当初听到这些话,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我讲都还没讲,你怎么知道这是思想的盛宴?也许我给的是毒药呢?我很怕种种这些夸张、浮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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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视频由Lens和宝珀品牌联合出品

梁文道腕表佩戴:宝珀BLANCPAIN五十噚系列腕表


视频和文字版权为“Lens·重逢岛”所有

除视频截图外的图片资料由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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