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有根可循 ——“中国摄影书”和“故意”的真实
从2007年开始，几乎每个周末，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都会出现一个身高两米的外国小伙儿：鲁小本。卖旧书的，特别是卖画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他们当面叫他“小本儿”，私下里喊他“荷兰大高个儿”。反过来，他也给那些有着复杂中文名的书贩们起了各种好记的昵称，例如诚实女士、友好先生或者诡计家。不久前，这些书贩接到“小本儿”的电话，受邀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参加一场名为“中国摄影书”的展览，所展出的物品就是这八年来从潘家园以及世界各地淘来的摄影书。它们涵盖了有关中国的、从20世纪初一直到今天的重要摄影作品。虽然很主观，但作为策展人之一，鲁小本很自信：“留给后人的空间恐怕不多了。”
这场规模庞大、且看不见尽头的旧书搜集行动是由现任玛格南图片社社长马丁·帕尔发起的。十多年前，他和同事格里·巴杰一起在为《摄影书的历史》第一卷准备材料时，意识到其中不能缺少来自中国的作品。于是此后几乎每一年，他都会来中国，光顾熙熙攘攘的旧书市场。“2002年，我来到上海，找到一个周末举办的二手书市，得以邂逅一本关于‘文革’的书——《光荣的<五七指示>万岁》。这本画册破旧但却精彩。”马丁·帕尔说。
对马丁·帕尔这种热衷于政治宣传画册的口味，鲁小本有些不以为然。他从不认为一篇报道中国的文章里没有“毛主席”就显得不深刻，这就像不一定住到胡同里才更地道一样。200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读摄影的鲁小本遇到了马丁·帕尔，后者邀请他同去潘家园淘书。从那以后，鲁小本就成了马丁在中国的“代购”，鲁小本本人也从“觉得有些无聊”慢慢变得“越来越兴奋”。他从中发现了一种距离感，不仅是西方对东方的好奇和不了解，同时也有中国摄影师自己在时间维度上的跳跃。“了解摄影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知道现有的一切都有根可循，不管是可爱的还是可憎的，你都无法选择，要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鲁小本对Lens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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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小本看来，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好奇往往太过狭隘，就像一本20世纪20年代拍摄了普通中国人笑容的画册上所说，“那些说中国人脸上缺少表情的说法可以被这些迷人的照片推翻了。”在搜集过程中，鲁小本和马丁·帕尔都热衷于搜集那些来自真实生活，又不那么苦大仇深的画册。“有些20世纪80年代的照片里，人们因为买了电冰箱而乐开了花，有的甚至造型夸张。你其实不需要总是围绕着历史上的大事件来说的。”
在“中国摄影书集”展览中，一切素材都在讲述摄影书的变化，即便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宣传画册，也是因为其特殊的装帧、设计或版式、纸张方才入选。“没有哪个中国人喜欢看到一整面墙的‘毛’。相反他们可能会对最早的一批关于中国的照片更感兴趣，那里藏着中国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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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几个孩子拿着书摆拍了这张照片。 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第一批勤工俭学留法学生成行，很多大事件正在萌芽之中。
上图是一个典型的美化日本侵华战争的宣传画面：即将登上火车的男人在同家人告别，穿着和服的妻子低头抹泪，尚不懂事的孩子也露出哀伤的表情。底部则是宣传军国主义的文字：“为了惩治暴戾的支那，保护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个人权益， 我愿意坚决执行征召的命令。”
为了满足扩充兵力的需要，1938 年开始，日本于伪满洲国内施行征兵制，每年春天召集 20 万 名 20 岁至 23 岁的男性，服三年兵役，参与军事训练、补充工兵、构筑堡垒，以及辅助地方警察等工作，不适应军职者则须进行三年的土木工程等劳役。与此同时，大量的日本军人也来到中国，加入伪满军。
伪满军像一锅大杂烩，主要由汉人、满族人、 蒙古族人、朝鲜族人，以及日本人构成。日本不断宣扬“日满一德一心，五族协和”，但军队内部实则同床异梦，各民族的交流几乎未曾深入过，“互相教教唱歌”已经是极限。就连一些在新京(现吉林长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的日本学生，随着战争的进行，也对国家方针有所怀疑，但他们被告知：军人应不问政治。
照片出自1933 年出版的《满洲写真帖》，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宣传科编辑。“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于1932 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政权。本书扉页中绘制有“满洲交通图”，其后以照片的形式展现了“满洲风光”。
北京站原设计每天客流量5万人次，最初因为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及国民普遍贫困，所以每天的客流量低于设计流量的三分之一。1954 年政府首次明确，春运时间为春节前后一个月，铁道部成立“春节旅客输送办公室”，昼夜值班。到了 1978 年春节，北京站每天有近 10 万旅客出出进进。1988 年夏，北京站日客流量已达 20 万人。现在日客流量高达 30 万人。
“文革”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共约 1300 万人前来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当时串联师生乘坐 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有的火车甚至成为“红卫兵专列”，以致有的红卫兵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 北京站建站之初，日均上车人数仅为 1.6 万人。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客流量猛增，铁路运能与运力的矛盾开始突出。
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出面支持林彪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搞 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该报告号召全国对军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并鼓励军队涉足其他领域，包括经营小型工厂，为军队和农业生产提供原材料。毛泽东对此做出的回应是，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 办成一个大(革命)学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上图原图说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林彪的脸后来被贴上了十字胶布。林彪出逃并身亡后，包含其照片的出版物常常被丑化，林彪的名字上也常常被打上叉号。这种行为可能是为了表明对毛泽东的忠诚，当任何人发现其持有本书时，持有人可据此作出辩解。
上左图中，佛像被敲打得满身是坑，佛头歪到一边，墙上贴着“捣毁旧世界!”的标语；上右图中的佛像则被戴上高帽，上面写着“扫除一切害人虫”、“造反有理”。 李振盛拍摄的另一张照片中，一群和尚被迫集体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其身后的庙正在被捣毁。从 1954 年开始，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拆庙打神”，改庙院、寺院为学校，令僧道还俗。众多知名僧人、道士和神父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再遭冲击，很多文物和古建筑被损毁。
1966 年，从农村返回报社后，李振盛曾以巨大的热情投身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时，他也相信这场革命是正确的，所以使用“正面” 的角度，按照领导的要求去完成拍摄任务。然而，当他看到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圣尼古拉大教堂”被夷为平地，看到中国北方名寺“极乐寺”珍藏的佛经被付之一炬， 他开始暗自疑惑。当他看到对立的造反派学生之间停课武斗，许多革命群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继而被枪决，甚至他自己也险些被打成反革命，他开始了独立思考。 在完成报社的宣传任务之后，他逐渐将镜头转向这些“负面”的场景。 李振盛的初恋女友、同时也是大连同乡的孙培奎，“文革”前是吉林省四平市 中学的模范教师。“文革”初期，她的母亲被大连金县街道造反派诬为“地主婆”， 第二天要拉出去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批斗，这位纺织女工以死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一头撞向院子里厕所的石墙上，惨烈地结束了42岁的生命。“ 地主婆”竟然以死 对抗“文化大革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夜之间，孙培奎变成混进革命教 师队伍中的“地主狗崽子”。“1967年5月她再次来到哈尔滨向我哭诉母亲的悲惨遭遇，因害怕给我的新闻工作带来政治影响，她坚定表示要为爱而分手，最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我，为让我死心很快与他人结婚了。”李振盛回忆往事时说道。
1979 年 4 月 5 日，由王志平等人发起，一批以摄影弄潮的年轻人，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名为“自然·社 会·人”的摄影展览，在 25 天内共有 7 万人参观了影展。这是 1949 年之后首次非官方的民间影像展览。 四月影会由此而生。 鉴于第一回影展产生的轰动效应，1979 年秋，香港设计师黄锦江向王志平索要了相关资料，在香港出版了这本《自然·社会·人——四人帮后首次民间摄影展作品集》。
自然韵律和日常生活场景是这本画册展现的重要内容。从可爱的小鸭、小猫到竹笋和水中柳树的倒影，在长时间的政治和思想压迫后，人们的生活正慢慢复苏。
四月影会的主要发起人有王志平、王立平、李晓斌等，它并非一个编制严谨的文艺组织。
文学的“今天”、摄影的“四月”和绘画的“无名”，一起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艺烙印。作家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这样回忆：“八十年代，北京‘星星美展’‘四月影会’‘今天’‘无名画会’ 及‘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些文艺青年每到星期天经常聚集在圆明园玩。””四月”的创始人之一李晓斌用影像记录下了其中一个瞬间。那样的聚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形式多样的座谈会，想到什么聊什么，无拘无束自由酣畅，可是这样的聚会，今日即便在大学校园也已经愈来愈少。 当时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的张艺谋，曾三次去看这个展览，他后来还感慨说：“那是一个火红 的年代，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一群人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中国社会、政治、未来的思考，锋芒毕露、深沉浓烈，相当震撼。” 四月影会的第二、 三届摄影展分别于 1980 年、1981 年在北海公园、中国美术馆举办，相关内容也相应地被集纳为两本画册。之后，四月影会的部分成员进入主流媒体，从事摄影工作，其内部的摄影观念发生了分歧。有人走纪实摄影的道路，但多数人倒向追崇“艺术”摄影的一方，很少再能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对社会的记录和反思。
这是马克·吕布1965 年拍摄的北京学生。第二次来到中国，他游历了中国的 12 个省，拍下北京美术学院课堂上被禁用的裸体模特；记录了中国民众在天安门前抗议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还拍下了琉璃厂里警惕注视的女孩……他努力寻找生活中真实的一面。“我是个拿着小照相机走路的人。我不停地仔细观察周围的东西，有时候会拍下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那使我很着迷，但我并不创作故事。我只是个琐碎细节的收藏者。”马克·吕布曾用这样的言语描述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摄影历程。
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的摄影依然停留在“政治宣传中的匕首和投枪”的阶段，马克·吕布作品中的人文关怀、充满形式感的构图以及诗意的氛围恰恰是充斥“红光亮、高大全”的中国摄影界缺失的东西。 这些摄影作品在信息闭塞的中国一经传播，便给中国摄影师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德国摄影师贝尔恩德·格曼曾在上海生活六年，利用这段时间，他经常到街头去拍摄那些在极端条件下打盹的中国人，他把他们分为“硬睡眠者”(Hard sleepers)“软睡眠者”(Soft sleepers)和“群睡眠者”(Group sleepers)三种。最后汇成这部《沉睡的中国人》(Sleeping Chinese)。
外来者初到中国会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喜欢当街睡觉。但看完笑罢之后，会感受他们的满身疲惫、他们工作之辛苦，继而可能想到高速奔腾的生活节奏是否可以稍稍慢下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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