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观望，是摄影家最幸福的时刻

文/沈祎  摄影/陈传兴

这里是芦洲，一个与台北隔淡水河相望的小镇，背倚观音山。“往昔丰饶的农田果林因地形改变，海潮倒灌，盐化废耕变成贫瘠荒野。人口流失，小镇衰颓没落。观音山山岗遍布坟场野地，丧葬事务取代农作成为主要营生工作。死亡向下漫延，农人变身冥界摆渡者。”陈传兴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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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看似星际穿越的照片，被挂在陈传兴位于台北的行人出版社里，他会严肃地问看照片的人：像不像宇宙？然后颇有兴致地等待不同的答案。我问：是桌上的盐吗？他笑答：是一个浴缸。

这张“浴缸”摄于1978年的巴黎，彼时26岁的陈传兴刚离开台湾一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离开台湾前，还不知道谁是列维·斯特劳斯，谁是罗兰·巴特；而在之后巴黎求学的十年，他成为电影符号学大师麦兹的嫡传弟子，获得语言学和符号学博士。

然而，当时光再往前追溯，回到40年前的台湾，回望20岁出头的自己当年留下的这批影像，陈传兴却突然讳莫如深，不置可否起来。他说：“用罗兰·巴特那套是完全讲不通的。”

今次3月在北京首展的《未有烛而后至》中展示出的百余幅作品，40年来藏在黑暗之中从未示人。包括陈传兴自己，拍完之后也鲜有再看。不去看，并非担心被记忆刺痛，是因为“还没弄清楚这些照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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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展“未有烛而后至”的名字取自《礼记·少仪》中的“其未有烛而后至者，则以在者告”，讲的亦是一种伦理。“少仪”，是少年成长的仪式。40年前，年轻的陈传兴既是一场盛宴的“后至者”，亦不知不觉成为了在暗夜长路中等待为陌生宾客照明的执烛少年。正如陈传兴自述的：执烛少年没有言说的权利，因为他不是教谕者，而是等待着一次次的启蒙。当他在举烛为他人照明暗路的同时，也在沉默中反身自照。

陈传兴一再强调，这些影像不是历史档案，这些影像的价值也并非仰仗于时间。“如果抱着看一看台湾40年前是什么样子的心态，可能会失望。”倘若把展厅看成一间“暗室”，观看的过程更像是一场精神分析。观者在透视的黑洞里，向自己提问。他真挚地说，“这是一种祈请，希望那些不可见的‘他们’再次‘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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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人像时陈传兴喜欢用105mm的镜头，景深会很浅，人和背景的关系就会有浮动，有更多不确定性。陈传兴说，他去法国留学期间看了很多西方绘画，才发现之前在台湾拍的那些影像无意中有很多西方绘画的参考。陈传兴曾经在卢浮宫看到华多的一幅画《Gille》，画的是一个穿着白衣站在舞台中的忧郁的小丑，这让他想到自己拍的流动戏班。当时，一般不会用这样（西方）的眼光看待所谓的“草台班子”、“歌仔戏”，但在陈传兴看来，从戏剧的起源来讲，东西方的精神性是一致的，只是戏剧的形式一直在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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