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非洲

文/斗荣

摄影/帕斯卡尔·贝耶

一名工人从M.V.列姆巴号渡轮上卸载一天水泥后，劳累地躺在甲板上休息。

M.V.列姆巴号渡轮1913年于德国制造，1914年开始在非洲工作，后来几经易手，如今由坦桑尼亚铁路局管理。它在坦噶尼喀湖东岸运送游客和货物，连接了岸边几个生机勃勃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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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的今天，非洲确实发生了若干变化：整个大陆的预期寿命上升了10%；过去十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超过30%；55国中有25个已经是民主国家，并有51国实行多党制；将近一半国家达到了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年人均收入1000美元以上）。然而与当年齐头并进的东亚和拉美相比，不得不承认，非洲成了失败者。

所有的失败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国家”这一组织形态的持续失效：新政府总是以悲剧告终，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接踵而来。早在1992年，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在《黑人的负担》一书中就将问题矛头指向了“国家”本身。他指出，欧洲的国家模式——也就是非洲统一组织试图维护的民族国家模式，已经成为后殖民发展的障碍之一。这种结构不适应非洲的文化和社会，正是非洲的“现代化”使其裹足不前。

巴兹尔·戴维逊的指责或许过于苛刻。事实上，非洲传统的族群社会已经被殖民瓦解了，非洲面临的问题并非“选错了模式”，而是没有模式可选。在猝然到来的独立和发展的紧迫压力之下，民族国家是最为现实的选择。然而在其后的发展历程中，这种特殊情况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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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农耕、游牧为经济基础的部族社会来说，改变经济模式似乎是瓦解部族的一种有效方法。独立后，非洲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呈现出的经济状况多样性甚至比文化还要丰富。埃塞俄比亚是“国家主导”的代表，它借用了中国模式，实施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农业占据GDP份额的46%，全国有79%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就业。虽然这种经济模式使年人均收入迅速提升到400美元，但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使土地面临着严重的枯竭危机。

邻国肯尼亚，美国模式的自由主义经济使得电信业和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今天，肯尼亚一半的人口是互联网用户，谷歌、因特尔、微软等公司是这里最大的投资商，内罗毕西郊甚至形成了“萨瓦纳硅谷”；在过去十年里，国内银行账户数量从100万增加到了2000万。拥有众多高消费水平“中产阶级”的肯尼亚如今成为了东非的明星国家。

不过，在内罗毕常能听到一句话：“内罗毕可不是肯尼亚”。内罗毕以外的绝大部分东非地区，唯一的经济形式仍是“糊口农业”——有时糊口的需求都难以满足，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就在大举进口粮食。奇特的是，东非是非洲大陆上土地最肥沃、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但连年战争、低下的生产力、不断增加的人口和严重的腐败，导致普通人从未能在这种丰富中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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