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帮人们获得丰富的生命可能性

文/胡阳潇潇

摄影/斯蒂芬妮·辛克莱

性别身份对于摄影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斯蒂芬妮·辛克莱看来，作为女性，她得以接触到伊斯兰社会几乎笼罩在无知中的另一半世界——女性的世界。她喜欢使用佳能相机捕捉这个世界里浓郁的色彩，并在更深层面上，建立起彼此误解的人类之间的对话。

出自“EOS-女性视界”栏目

斯蒂芬妮·辛克莱（StephanieSinclair）语调自信欢快，时不时在严肃问题中插入一句自创的笑话，随后大笑一通——一派典型的美国式作风。

她今年刚刚完成《小小新娘》项目的拍摄，目前正在美国进行巡展。从作品来看，你本来期待会见到玛丽·考尔文（著名的战地女记者，2012 年于叙利亚遇难——编注）式的人物，用烟熏火燎的嗓子讲述人类的悲剧。2001 年，被伊拉克的氛围吸引，斯蒂芬妮结束了十年的摄影记者生涯，搬到该地区，开始进行自由拍摄。在一次进入阿富汗时，她发现当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女性自焚事件：上百个女人试图借助做饭用的煤油结束生命，有人得到了“解脱”，有人活了下来，却被家人当作残疾人遗弃。这些女人最为脆弱的时刻被斯蒂芬妮捕捉了下来，她也自此找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拍摄题材。随后，在对这些自焚女性的身世进行调查时，她发现她们几乎全部是童婚的受害者——其中最小的5 岁就当了新娘。这种童婚制度也带来了包括产妇高死亡率、贩卖人口和自焚在内的诸多问题。接下来的十年里，斯蒂芬妮走访了五个国家，记录下了这些小小新娘的故事。

以《小小新娘》为开端，女性成为了斯蒂芬妮镜头下的主角。这些女人往往生活在心灵或身体的极端环境下，其中包括生活在乌干达、每盘棋局都与命运相联系的女棋手菲奥娜·米泰奇；4 岁的头部连体姐妹塔蒂阿娜和克里斯塔；生活在美国犹他州一夫多妻制社区中的440 个女孩；以及希拉里·克林顿保护小分队中的13 个女特警。

和斯蒂芬妮的语调一样，这些女人的故事往往在关键时刻峰回路转：她们可以获得的资源如此有限，但比普通人更为努力地触摸着生活的可能性。斯蒂芬妮也源源不断地从她们身上吸收着能量。当Lens问及她所憧憬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时，她回答道：“我是个幸运的人，因此想让其他人也和我一样幸运。我希望帮人们获得财富，以及和我同样丰富的生命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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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你怎么看“命运”和“改变”之间的关系？你所拍摄的故事中，一些个体打破了传统，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但大部分女性仍旧惧怕改变命运，也许她们已经习惯成为受害者，因此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

斯蒂芬妮：我觉得你说的部分是对的。那些脆弱的暴行受害者的确不是起来反抗命运的人。不过也有例外。我拍摄过一个叫做努护德·阿丽的也门女孩，她10 岁时结婚，婚后几个月到当地法院找了个律师，要求离婚。她还回家劝导父母，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丈夫极端缺乏教育，会让她的后半生十分凄惨……在这些大人的帮助下，她离了婚，并重新回到了学校。

这样的情况并不普遍。一般是那些和事情保持了一定距离、受过更高教育的人会站出来，教育让他们了解到生活还具有其他可能性。如果暴行是你唯一了解的事情，那你不会想去改变，只有知道了新东西，才会明白自己本没有必要遭受这一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社区就应该被彻底抛弃，他们的很多习俗都值得我们学习。我自己就从这些社区学到了不少生活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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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s：对于女性来说，好的一生应该具有哪些组成部分？

斯蒂芬妮：最好的生活就是可以自由选择她想要的人生。她值得获得教育，并且深造到她认为足够的程度。她应该能自食其力，和其他人一样拥有价值，能探索生活全部的可能性，有机会去追求她想追求的任何事物，当然，这样的选择应该在自己价值观的基础上做出，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价值的，别的女性不见得同样认为有价值。最重要的是她能够选择。

Lens：如今摄影的力量还有多大？

斯蒂芬妮：我亲眼见到摄影如何改变了他人的生活。最开始在阿富汗拍摄童婚时，几乎没人愿意谈论这个话题。2013 年再回阿富汗时，我发现农村警察局里张贴着巨大的禁止童婚的海报，事情并没彻底改变，但至少信息已经被传达了。另一方面，事情也很复杂。我感觉我们都是齿轮，没有图片报道，没有记录和调查数据，没有政治说客和积极分子，我们不可能改变法律。这些都是齿轮，我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Lens：对于女性非专业摄影者，你有什么建议？

斯蒂芬妮：要自信，去追求自己想拍的东西，相信自己做的事情，自我质疑向来都是最大的障碍。另外，遇到害羞和害怕的时候，你需要突破。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