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一座被分成两半的城市
文/张墨
清晨的浓雾中，一群加尔各答人围坐在梅丹公园的草地上兴致不减地在听一个年轻人演讲。浓雾遮住了不远处的艾登体育场和周围的树木，也遮住了过路的警察和行人，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乡野里的聚会。
梅丹公园兴建于英属印度时期，曾是白人聚居地和士兵的操练场，印度独立后，这块城中心的巨大空地上才渐渐多了加尔各答人的身影，但后来因为连年的战乱、宗教冲突、罢工和经济萎缩，这里也一度年久失修……但不论世界如何变化，加尔各答人的一些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喜欢聚在一起闲聊，西方人称作沙龙，当地叫做“Adda”，是一种动辄便持续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谈话，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可以是讨论也可以是演讲。直到今天，这座城市里仍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Adda。
这是一座由电线网织起来的城市，好像如果哪所房子失去了这个牵连，便会在烈日里融化并被纵穿城市的胡格利河冲走一样。俯瞰整座城市，加尔各答就像是用细线手缝起来的一条五彩斑斓的纱丽，摊开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尽头。
然而住在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的存在，因为更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抬头望向电线网上的天空。那网将整个城市隔成上下两半：网下的街道拥挤，脏水横流，尘土飞扬；网上的屋顶阳台上种着鲜花和香草，接近烈日和蓝天。
作为曾经的英属印度的首府，加尔各答比绝大多数的印度城市要繁华很多，尤其是过去20年快速发展起来的IT产业，为这个看似破旧的城市增添了不少新景观。
加尔各答生活着两种人：住在房子里的人和住在街上的人。前者大多会关心政治和经济，读泰戈尔的诗，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带着印度口音的英语，家庭主妇们和世界上所有爱美的主妇一样会在饭桌上给食物拍照片，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们甚至还可以负担每年一次的家庭旅行。住在街上的人和住在房子里的人一样多，他们已经忘了或者从不知道屋子里的生活，他们不懂英文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奔波一天的盼头就是赚几个卢比寄给家里攒女儿的嫁妆，夜里就在街边找个地方和衣而睡，幸运的话他们还可以在贫民窟里找到一个塑料布搭起的窝棚。
对于初到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加尔各答不过是一座尘土飞扬房屋低矮的异国城市，所有的女人都穿纱丽，所有的饭桌上都是咖喱，所有的人都是教徒。但在加尔各答人眼里，尽管他们彼此有着种种联系，他们还是不自觉地把城市分成两半：新城和旧城，男人和女人，上等人的俱乐部和下等人的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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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咖啡馆一度在1958年被迫关闭，但很快就在同一年又开张了，因为附近的总统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的教授联名上书给政府，不能关闭这个加尔各答的思想库，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个宽敞的可以与人自由聊天的地方。
于是人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见到电影大师萨蒂亚吉特·雷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以及其他一些诗人、艺术家的身影。他们经常在大厅的桌子间窜来窜去，和不同的人聊天。时至今日，这里仍是此类人群乐意聚集的地方，它的咖啡和小吃也一直保持着低廉的价格，以至于经营咖啡馆的印度咖啡工会组织连翻修屋顶的钱都拿不出来。政治依旧是这里离不开的主题，因为虽然经济发展，流血事件渐行渐远，但这个城市还远没有摆脱治安混乱、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开始争论如果没有结束殖民，加尔各答的今天会不会更好。戴着头巾来自低种姓的服务生多半听不懂这些人每天在聊些什么，他们只会说：“加尔各答人太能聊了，一聊几个小时，都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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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对物质主义的厌弃，金斯堡住在贫民区边上的一所小屋里，他的邻居有车夫、乞讨者、聋哑人，还有麻风病人。这里和美国是两个世界，这里的人和印度咖啡馆里那些“饥饿的一代”也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没有兴趣讨论文学和诗歌，他们甚至连字都不识一个，他们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在漏雨的塑料棚里睡觉，每天都有人生病或死去。
眼前的场景挑战着金斯堡的理想主义，当人和物质的联系变得如此脆弱时，金斯堡甚至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愤怒，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生死与否就在于你的一点施舍”。这位狂妄不羁的诗人在这些人面前变得很脆弱，“该如何处置这大脚趾／这手臂／这眼睛／在这个被饿骨填满的／被倦马和电车温热的／永恒的／加尔各答”。他开始帮助身边的这群穷邻居，一次金斯堡在帮助一位聋哑人洗澡时，一位路过的僧侣对他说：“你这是在造孽。”金斯堡不理解，当他离开印度时，才醒悟到，他的离开将让那些受到过帮助的人再度陷入厄运，而因为曾经得到的施舍，他们的痛苦将变得更加沉重。于是回到美国后金斯堡继续保持着和加尔各答的联系，并时不时地寄钱给他的邻居们，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些都不足以改变那些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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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大学教育的软件工程师苏吉什是个破除种姓观念的支持者，他所工作和学习的地方都不会过问彼此的种姓，但他和父母共住的家里仍常年雇着两个来自低种姓的仆人，而谈到婚姻时他表示支持跨种姓通婚，但如果自己娶老婆，还是希望找同种姓阶层的女孩。
家道中落的格尔什在一家工厂找了一份门卫工作，住在斗室里，每天上班时便搬张椅子坐在大门口，他绝不会去拿起扫帚顺便打扫下周围的尘土和落叶，因为“那是下等人做的事，自己做了会被人看不起”。
女大学生玛尼莎每周都会去参加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聚会，并加入反对种姓和妇女歧视的游行。每天出门时她不会忘记在口袋里藏两个大头钉，聚会结束后便立刻回家，因为父亲规定了严格的门禁时间。
加尔各答就这样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分成两半：宗教、种姓、性别……一半和另一半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尽管当局和一些受过教育的加尔各答人在极力填平这两个半城间的鸿沟界限，却仍然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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