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袁凌
摄影/丁森兴
图说：矿工的墓地分散在山间地头，有些就砌在地坎里，没有墓碑，难于辨别。在过去二十多年里，这里两代人出外挖煤，归乡的却往往是残躯或尸首。薛高运的墓是在所有矿工中埋得最深远的，一直到了二道沟尽头，似乎在这样的深处才真正找到了安宁。他80 多岁的父亲住在下面不远，烧柴火，靠着儿子的赔款生活，铁罐里的面面饭，不论是外观还是口味，都和狗粮难以区别。
他们都是人生还没来得及展开就被命运的床单收敛起来的人。
17 年前，王多权在山西矿洞里遭遇了一个人的矿难，胸部以下的脊椎神经被逾吨重的煤块切断。离开现场之后，他的人生被固定在了这间土屋的床铺上。
这是一个被消音的过程。没有镜头的聚焦，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抢险的场面，没有怒斥和追责，甚至没有温床一样的腐败，自然，也没有总理严令之下统一标准的赔偿。
王多权在表哥的黑口子（方言，指非法小煤窑）上干活，尚在赔本的表哥给了2 万块钱，到家已经不剩下什么了。那是一个人命行情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年代，死亡的代价不高，因此也容易使人想到死亡。何况，对一个废残的矿工来说，活着的成本是他看不到头的一个天文数字。
王多权对母亲说，防，你防不住。死，有千条路。
即使只是用这条床单，即使只是用自己的牙齿，也能够自杀，这是王多权想好的。但是活下来却没有这么多条路。王多权想到了家里的一样土产——麻糖。糖是熬出来的，就和瘫痪在床上的后半生一样。前半生只有20 年，王多权上了初中，烧了两年木炭，谈了对象，虽苦犹甜；后半生只是受苦，要熬上多少年，才能尝到一丝苦中的甜味？
家里年年要熬麻糖。王多权也就一年年熬了下来。
对于在矿难中“不幸”存活下来的矿工们来说，所有生存要诀里，熬是第一项。
煤改至今，很多人仍旧在老乡、亲属开的黑口子里下矿，每年开春出去的人，总有一些没有完整的回来，变成了灰，或者失去了四肢神经。每一条山坳里都埋着遇难的骨灰，每座老屋的床铺上，都可能躺着慢性死亡的身体。人口不到3 万的八仙镇，隐藏着上千座矿工的坟墓，和上百名残废的矿工。
他们的亲人也成了落伍者。落伍者的数目不少于前行的人群，却像绵绵的青苔铺地，没有醒目的机会。
开春了，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但煤灰仍旧无处不在，渗进了遇难矿工们的骨灰里，邹树礼的脸上，和尘肺病人的胸中。已经看不出怵目的鲜血。没有什么比血更新鲜又易于陈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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