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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相信知识分子的品位比较高


文/本刊记者 郭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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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扇窗户看到的台北,逼仄拥挤,线条坚硬。吴念真把工作室设在台北城里,居住在郊区。他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几年,远多于他早年在九份矿村生活的时间,但他没有办法把台北当做家乡。


“台北人很冷漠。”他说。他总是怀念故乡的人情,有很多亲邻故旧像根系一样彼此联系着,在那里,一个略识文字的老师傅,会极尽所能为别人写家书、治病、操持仪式。对吴念真来说,那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知识比他低的人,而不是反过来利用知识,去掠夺知识比他不足的人。   


但在台北,他目睹和参与了最激烈的社会变动。“我们从日据时代走过,经历了台湾最穷的时候,也经历了台湾民主与领导人的更替。我们的认知不断在改变。”在柏林墙倒掉的那一年,杨德昌对他说,“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

如今,亲友一个个离去,59岁的吴念真仍然活跃在多个领域,忙碌着不大不小的事。“任何大事到我这个年纪都只像微风吹过,这样最好。”他说。


吴念真:老实讲我不喜欢“本土”两个字。你说台湾,那是我熟悉的土地,那些人是我熟悉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苦闷……我最熟悉的是他们的语言。举个例子,像骆以军,他要是写台湾的农人,就会比较不准确,因为基本上他的语言不是台湾的语言,比较城市。或者说,他写的小说本身就有一点抽象。
我熟悉的东西跟城市的知识分子,城市的调子比较不一样。老实讲,我不喜欢城市,我觉得城市太虚伪了,太作态。城市的作家很作态,一个感冒就可以写一堆,我觉得很奇怪。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我写台湾中下层人的肖像,就叫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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