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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的三场演讲


文/本刊记者 郭玉洁 



当何伟(Peter Hessler)从涪陵宾馆大堂的人群中穿过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厘米,棕色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要面对面时才会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睫毛长而上翘,足以令许多女孩妒忌。不过总体而言,像“何伟”这个名字一样,他拥有隐藏于人群中的特质。


15年前,何伟第一次来到涪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和另一位美国和平工作团(Peace Corps,1991)的志愿者亚当走到市区,有人大叫:“来了两个外国人!”有人叫“哈”!于是又有人叫:“来了两个哈!”人们拥过来,从路边拥到大街上,堵塞了交通。


涪陵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人们在乌江与长江会合处聚居成镇。3月该来的春天没有来,寒意瑟瑟。天空是不干净的灰色,偶尔下起雨。这是江城,也是山城。对于来自平原的人来说,在涪陵永远都要上山、下山。司机在很陡的坡上停车,行人像在山里走小路一样,随意在车流里横穿。建筑有两种,比较旧的依山势而建,上上下下错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楼,则十分宽阔,似乎假装这是一个平坦的地方。


和15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乱、吵闹,但市区大了许多,市区人口从当年的20万增加到40万,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设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对何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焦点了。


在中国,人们知道涪陵,是因为它的特产——榨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为何伟的书《消失中的江城——一位西方作家在长江古城探索中国》(River Town,2001,下称《江城》)。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团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送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作。当时的涪陵,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见过美国人。何伟之所以来到涪陵,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这里距离成都——和平团总部最远,领导不太会来。


当时的涪陵,不通铁路,公路状况十分恶劣,去哪儿都必须搭船。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去四年了,东南沿海已经掀起了商业大潮,三峡大坝开始动工,重庆还没“直辖”,涪陵仍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小城,在历史坐标中一个安静的点。


两年后,何伟结束和平团的工作回到美国,他用四个月的时间写下《江城》,记录在涪陵的生活。之后,他来到北京,继续观察、写作中国。2011年2月,他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Country Driving,2011,下称《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这时,他已经被公认是描写中国最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违了的涪陵师范学院——现在的长江师范学院,作了两场演讲。


第一场在老校区,何伟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这里依山而建,与市区隔乌江相望,小而优美,有旧时代的好品位和岁月经久之后复杂的生态。何伟住过的公寓已十分破旧,绿色窗框里的玻璃已经破了,但当时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楼。从六层的阳台上,能看到玉兰、泡桐、香樟树,还有乌江混浊地流过。由于扩招,长江师范学院的学生,从原来的2000名扩到1万多,老校区不够用了,学校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块地作为新校区。老校区只容纳一年级的新生。


暮色降临,在阶梯式的学术报告厅,何伟用中文演讲。他没有站在组织者安排的高高的讲台上,而是在观众席里一边走动一边讲,当有学生提问,他就走到那个人面前,仔细聆听。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讲述的内容主要是《寻路中国》里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辆车,往西部开,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仿佛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学生们大部分是川渝一带的典型长相,矮个子,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气息朴实,女生们喜欢穿玫瑰红的羽绒服。他们大部分没有看过何伟的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演讲结束后请何伟签名时,有一个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数学课本。这不能怪他们——当地最主要的书店是新华书店,书的译者、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李雪顺想跟新华书店联系做一场活动,被拒绝了。


《江城》出版之后,涪陵师范学院组织英文老师翻译了全书,但是书中对于学校政治氛围毫不留情的批评,注定不会被校方喜欢。没有学校领导来参加这个原本可资荣耀的活动,而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宣传涪陵当然好,但是如果破坏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后记者才知道,由于学校怕太多人参加活动,会“拥挤,造成事故”,所以宣传很少。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每个班只能来三个人。于是,基本上每个班来的都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


使用中文让何伟很紧张,尽管他的中文已经相当不错,他有节奏地在演讲中安排笑话,迎来预期中的笑声。演讲结束后,他朗读《寻路中国》的英文片段,李雪顺读对应的中文。他在书中提到了驾校考试的几道题目,在他的讲述中,那几道题目,正如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诞性。


大约40分钟的演讲与朗读之后,何伟请台下的学生提问。和他当年的学生不一样,这些学生生于上世纪90年代,独生子女,毕业后不被分配工作,身处网络时代,老师抱怨他们成天打游戏,他们则抱怨被剥夺了过多的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个举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开头,然后用中文问何伟:“你这本书是2001年完成的……”何伟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不是。”女生像一个辩论选手一样,确认道:“是,还是不是?”何伟说:“不是。”“好,不是,那你现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我以为是人们开始搬到城里。好多以前是种地,现在搬到城市。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多。”


女生继续发问:“那从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还是一个会带来问题的不好的变化?”何伟说:“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必须的。中国要现代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少的地,但是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女生接着问:“你看到很多缺点,也看到很多优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接下来有学生说:“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也多……相对于美国,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年轻的学生们很少冷场,被点中的同学通常有一连串问题,这时候,其他人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何伟。


他们的问题多半是问何伟对于中国的看法,骄傲的民族自尊心无处不在。而对于这个正在讲话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他是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学生们没有问。关于中国,他们在寻找的,也是某些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关心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当然是标准答案。他们还没有培养起对于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如何伟在书中描述过的,中国学生很勤奋,尊敬老师,但是也比较封闭,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瘦削的男孩被选中,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请问一下,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您觉得中国未来会不会接受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场响起了掌声,夹杂着笑声。


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何伟的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觉他会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让他紧张。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定。”


演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十几年前,不会有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公开的场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语言。”停了一下,他说:“不过,那也是真的。”



两天以后,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新校区作另一场演讲。这个校区距离市区车程半小时,它具有中国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最重要的特点: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里,有草坪、小河、假山,河边的石头有一些是水泥伪装的。校园太大,赶去上课的学生怎样成群,都显得很稀疏。只有在音乐厅门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围观的人潮。那里一位女老师举着话筒在唱红歌,后面是十几个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后面,更多的女生举着粉色的假花,一动不动。


路上的学生都不知道何伟的活动。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大概都已经在学术报告厅等着了。有个女生趴在窗前用重庆话说:“他到底来是不来哟?”


何伟演讲的内容与前一场一样。阶梯教室里收音效果很不好,回声大,相隔几排就不可能听见其他人的发言,只要有人私语,整个教室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蜂房。


还是有人用英文提问,非常纯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当这时,何伟会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文回答。这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新生比起来,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两个学生建议何伟去新疆看看,因为那里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样。何伟回答说,他去过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他反过来建议学生们,你们应该去新疆,去西藏,去听听维吾尔族人怎么想的,藏族人怎么想的。


学生们表现出对何伟更大的兴趣,更少的紧张感。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取名《江城》《甲骨文》,他在中国的旅游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有一个男生说,他很羡慕何伟这样一个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教室外,何伟教过的学生们陆续来了。他们现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为英文老师。因为何伟回来,晚上有一个聚会。看得出,他们很重视这次聚会,“男生”穿着西装,“女生”都穿上了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着红底金色花纹的棉旗袍,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绒毛,像是要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一种小镇生活特有的拘谨和憔悴。


对于有记者在场,他们客气而紧张。他们都看过《江城》,在那里面,一些学生被提及和描写。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一个男生回答说,何伟把他们写得太政治了,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觉得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关于这些学生,何伟在《江城》里写道,他必须很小心不去触碰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他很清楚学生们一路以来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师生之间的对话有时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中,何伟以温和的语气说,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温蒂立刻反驳:“中国没有种族偏见或种族歧视。”何伟举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亚当到涪陵市区时,常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温蒂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他觉得这是糟糕的事。但他试图转圜:“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当时,学生们低下头,全班陷入一种不自在的沉默。何伟发现自己正注视着45簇黑发。他明白,身为外国教师,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评中国。他讨厌这种情况——大家低下头——这种时候让他觉得,他不是在教45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沉默而被动。


只有文学可以穿越他和学生之间的隔阂。课堂上,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学永恒的力量在那些时刻软化了学生们僵硬的标准反应。在共同的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们逃离了政治课,而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事。”


在教室里,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涪陵这两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何伟回答说:“我变得更轻松了,一开始我很容易生气,后来我变得比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伟曾经写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对他来说,这个教育比牛津大学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两年时间,他所遭遇的,绝不止是学到了“幽默感”。事实上,他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角度进入中国。不是外国人较多、自称“国际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扩张的东南沿海,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城。在这里,外国人像外星人,人们对异族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处。


人们在闹市区围住何伟和亚当,有人推搡、挑衅他们,让何伟觉得自己像一只猴子。体育竞赛并不讲究公平,这同样令何伟无法忍受。更严重的问题来自政治,学校不许老师和他们接近,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信件被审查、删改。

到达涪陵之前,何伟和亚当被要求做艾滋病检查。一年之后,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又要他体检。他们觉得外国人就是这样,太乱了。“这是歧视,是我最生气的事。”何伟直到今天还非常愤怒,“书里面没有写,我应该写的。”


不可预知性吸引他来到中国,但是不可预知性也令他抓狂。在《江城》里,很多时候,仿佛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作着绝望的努力。


但是一旦这些混乱的时期过去,不可预知性显示出了迷人之处。何伟学会了一个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生活:只要静静地等在那里,就会有好事发生。


人们会主动来和他谈话,他们通常都非常友善和慷慨。而另一个方面,尽管一开始觉得中国很复杂,但熟悉了之后,他发现人们对事情的反应是很类似的。他常常自称“洋鬼子”,中国人每当听到就会哈哈大笑。他甚至学会了用中国式的方式应对难题,当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要他体检,他不愿意去,两方僵持,都很难下台。这时他说,他要打电话给和平工作团总部——向领导请示。他没有打,只是回到房间看了十分钟的书,然后出来告诉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领导说他不用体检。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个答案。


除此之外,涪陵的生活带给他的另一件礼物是,从那以后,他就不怕吃苦了。



何伟的表情总是很严肃。在涪陵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们更喜欢亚当,亚当更主动活泼,也会花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而何伟则很内向安静。


他不是一个反应敏捷的人,当演讲时台下发出意外的笑声——也许是他的话引发歧义——他眼睛里慢慢走过一点疑惑,但并没有停下来,语速、表情都没有变。笑声就这样过去了。


这部分是因为中文。离开了中国四年,何伟说自己的中文退步了。想象一下,一个以语言的魔术为生的人,在运用另一种自己不熟悉的语言,那种不自信和紧张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江城》中,何伟说,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专注地观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的细节可能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彼得·海斯勒生长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他说,那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养猪,种玉米的比较多”。但这个农村有一所密苏里大学,何伟的父亲是这所大学的教授。父亲研究社会学,包括唐人街、医院,等等。有一个项目,他每隔两三年采访一些老人,看他们为什么如此长寿。有时候他会带彼得一起去。彼得觉得这很有趣,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父亲的研究方式——长期跟踪某一些人——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影响。


父亲很开明,他鼓励家里的女孩子都去参加体育运动,而不要做拉拉队员。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舒服,没有压力。他也不过问彼得的成绩,任其发展自己的天分。中学毕业时,彼得在老师的鼓励下,决定要当一名作家。


他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他是那个高中第一个考进这所大学的人。不想大学生活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来自小地方、平易家庭的彼得,个性温和自尊,不喜欢竞争,但是在普林斯顿,竞争、攀比是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彼得必须靠打工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他找到了一份餐厅的工作,却发现自己必须服务那些富裕的同学。他辞职了,换了一份在学校办公室的工作。


另一点让他自卑的是,尽管他是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希克曼中学最好的学生,但是和很多同学比较起来,他的教育仍然不够完备。他不知道Joyce(詹姆斯·乔伊斯,爱尔兰作家、诗人,著有《尤利西斯》等——编者注)是谁,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个女人。


他参加了田径队,在那里交到很多朋友,这里的朋友很聪明,又不是太拘泥于学习。彼得喜欢长跑。长跑需要的是耐力,他选择这项运动,象征了同时也更加强了他的这种个性。


彼得考普林斯顿大学就是为了读这里的写作专业,但是连考了三个学期,他都没有被录取。一般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读这个课程,而他是到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才通过考试。我问他,得知考上的时候,心情如何?何伟说:“很高兴,但也很平静,因为他们这一次不让我进去,下一次我也可以。这是长期的一个希望。所以,不怕今天有什么事情。而且这只是一门课,要当作家的话,还要好长时间的。”


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时候,何伟总是说,自己的方式是长期的,长期跟踪几个人。的确,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涪陵;之后,他每年都和学生们通信,其中两名学生毕业后一个到了深圳,一个到了温州,成为他关注的线索。在《甲骨文——流离时空里的新生中国》(Oracle Bones,2006,下称《甲骨文》)中,对诗人、学者陈梦家的长期关注,成为另一条主要线索。现在,他想着,等到离开涪陵20年时,他要再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


这种瞩目长远、沉稳的坚持,贯穿了何伟整个写作生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何伟又去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毕业之后,他本可以去《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找一份工作,拿一份不薄的薪水,按照职业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他选择到涪陵,一个月拿1000元人民币的工资。两年结束后,回美国能找到工作吗?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他预感到,涪陵的经历,将有助于他成为一个作家。


他做到了,凭借天赋,技巧,对于生活毫不浪费的体悟,《江城》出版了。


几年之后,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复杂精巧的结构问世。在这本书里,何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原来和中国文化初次碰撞时的摇摇晃晃没有了,这本书像一个盛年时期的人,充满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们更爱青春期的生涩,很多人喜欢《江城》里那个美国年轻人,在中国小城里遭遇到的惶惑、愤怒和无助。这些情绪是如此诚实,真切,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会觉得非常有趣,而生长在这个国家已经熟视无睹的人们,却会感觉到一些疼痛,然后,看待身边世界的方式变了。


《寻路中国》和前两本书比起来,一样细腻优美,但是已经失去了前二者那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情绪的冲撞。何伟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视角,该变换了。他选择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埃及,另一个在缓慢改变中的文明古国。


小时候,何伟想写小说,大学以后发现非虚构写作也不错。“以后也有可能写小说,不一定。”他讲起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是田径队的队员,非常聪明,读书很厉害。可是有一天,FBI的人来找他,原来他不是21岁,是31岁,他曾经坐过牢,后来改了身份,改了名字,他想上一个好的大学。何伟一直记得这个故事,他想,有一天,他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去涪陵之前,何伟在北京一家书店作了一场演讲。和涪陵不一样,这里的人们读过他的书和文章。听演讲的人中大概有一半是来自媒体的记者、编辑,在现场互相招呼着熟人朋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的记者、编辑们为了摆脱“新华体”,作了很多努力,美国新闻写作被奉为范本。一方面,那象征着某些新闻要素:准确、严谨、独立;另一方面,60年代以来反对所谓客观中立、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新新闻写作”逐渐被标举了出来。网络的出现使传播、翻译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中国记者开始阅读西方新闻作品。


关于中国的写作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中间,何伟被认为是最好的。即使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也拥有更高的写作才能。


可是对何伟来说,这些都很陌生。1998年写完《江城》之后,他想找一份美国媒体驻中国的工作,可是找不到。他只好自己来到北京,每半年去一次香港,办一个商务签证,平常给外国记者做助理剪报纸新闻,同时寻找机会给西方报纸写关于中国的消息。


在几次给报纸撰稿之后,何伟决定,再也不要给报纸写新闻了。“在日常新闻报道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的工作速度缓慢、会拖截稿时间、没有培养人脉。……我引用好的记者不会引用的人的话:计程车司机、女服务生、朋友。我花很多时间在餐厅饭馆。我回避记者会。我恨讲电话——一件让新闻记者得神经官能症的事。我尤其恨深夜打电话给美国学者,即使这样我就可以引用他们有关中国新闻的谈话。我早已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有点任性的表达之后,他说:“我比较喜欢写有戏剧性、长篇幅的故事。”同时,他不喜欢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写作,不喜欢那种不带感觉、事不关己、只带权威的语气。


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选择,给杂志写稿,同时写书。他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是有“风格”的。


何伟的写作方式影响了一些中国记者,甚至他的生活——美国的出版市场足够养活他,一年只要写两三篇稿子,就足够在北京生活了——也成为许多人抱怨的依据。


何伟不知道这一切。他已经习惯了写作对象和读者的分离。在中国很少人认识他,他采访的人几乎没有人会看到他的文章,看他文章的人几乎不会来到中国。他想,自己在赚“差距”的钱。在介绍自己时,他说,我写“报告文学”。他不知道这个从涪陵学来的词已经很少被中国同行使用了,现在用的是“非虚构写作”,尽管小说并没有被称为“虚构写作”。


可是这一次,这么多人排队等他签名,《寻路中国》中文版的销量据说不错。对他来说,又一个不可预知性来临了,也许他还想到了前两本书中对中国的批评,以及中国人脆弱敏感的民族自尊心。很少见的,他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中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看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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