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侯德健
文/洪天
侯德健现在的家在北京三元桥边上的一所高级公寓里。自四年前重返大陆以来，侯德健一直低调地躲避在媒体的视野之外。一曲《龙的传人》曾让侯德健在当年隔绝对峙的海峡两岸风光无限，也让他远在两岸交流大幕开启之前就得以踏上大陆的土地。自儿时开始，便被祖父两辈浓重的乡愁厚厚包裹，当年登陆的寻根动机清晰而深刻，但故乡并未因此变得真切和牢靠。过往的近30年时间里，命运的无常使侯德健在两岸间几度折返，更曾一度远赴地球另半边的新西兰。原本想在故乡放下的上两代人的乡愁，却于时空转换间有了侯德健自己的版本。
龙的传人
《LENS.视觉》：你现在算是回来定居了吗？
侯：现在90％的时间都在北京，最近开始到处跑。
《LENS.视觉》： 1990年出去后，第一次回大陆是什么时候？
侯：2006年9月第一次回来。（当年）根本不想出去嘛，出去就想回来。2003年就想试着申请回来，但是还不到时候。后两年都试过，2006年才正式批准。
《LENS.视觉》：你读大学的那个时候（1974年），民歌时代已经开始了吧？
侯：刚开始，第一年。
《LENS.视觉》：你觉得自己算得上是民歌运动的发起人吗？
侯：我不算发起人。发起人年纪都比我大很多，比如杨弦、吴楚楚、李双泽、胡德夫，他们都比我将近大十岁。我是因为自己也玩乐队，觉得很有意思。
另外就是，我当时喜欢我们班一个女同学。于是，我就写了我的第一首歌《捉泥鳅》，写完就想找个机会接近她。我本来担心她会说写得不好什么的，结果她说“哎哟，写得比他们好”。我当时就想，我真的可以写吗？第一次写歌就得到了认可，开始建立起一点点的自信心。最后呢，女同学嫁给了学长，我成了作曲家。
《LENS.视觉》：你大学是学中文的吧？
侯：哎呀，学中文那是因为快被会计系退学了。那个会计系我从大学一年级进去，到大学二年级要结束的时候，借贷就从来没做平衡过一次，整个自信都被打垮了。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我舅舅的同班同学，我去找他，他说，“中文系几乎是学校倒数第几的志愿，你是第一志愿考进会计系的，想转系，那一定是对中华文化有理想、有抱负吧？”我说，“没有，再不转就快死当了！”他听完把门一关，“我们俩知道就好了啊？别再告诉别人。”转了中文系也没上课，就开始录音。
《LENS.视觉》：开始组自己的乐队了？
侯：乐队是早就组了，那时候就开始录音了。
《LENS.视觉》：你在民歌时代，最高的成就应该是《龙的传人》吧？
侯：如果说1980年以前应该是，以后就有很多变化了。我们大概是1975年或1976年开始做金韵奖，当时我还没毕业，刚好进了新格唱片公司。我的师父叫姚厚笙，当时想着说，关心这些事的人都是学生，如果听众是学生，那作者也应该是学生，所以在学校里推广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就从学校里挑歌手，举办金韵奖。
《LENS.视觉》：刘蓝溪参加过吗？
侯：刘蓝溪没有参加过。当时金韵奖还没有办，她是我们公司最早期的歌手，还是停留在流行歌手时代的歌手之一，不过她具有学生的形象。往下应该是齐豫，我大概做到第四届，好像是李宗盛那届，第五届以后我就没有再做评委，离开那个公司了。因为我师傅离开了，我师兄于中民、师弟李寿全，我们都跟着师傅走了，1980年后有变化是这个意思。蔡琴在另一个公司，我们是同一个年代。她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我们出的是李建复的《龙的传人》。两个唱片是一起出的。
《LENS.视觉》：我觉得从民歌到流行音乐的转变标志应该是你们做的《搭错车》。
侯：对，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唱片公司单干了，主要是帮虞戡平导演。在《搭错车》之前，我们就有合作别的电影。《搭错车》这个题目是我们这一代在台湾的所谓“外省人”的一个共同题目。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代人都是1949年从大陆过去的。我一直很想表达这个讯息，最早是在1977年《归去来兮》这首歌里面。
我的一个老师是当兵的，后来做了大学教授，年龄很大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有一次去他家玩，他儿子躺在婴儿床里面，他就跟我说，“小侯啊，我看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将来一定要把我儿子带回大陆去啊！”
《LENS.视觉》：有这么重的情结啊？
侯：这个情结就这么重。这个情结从余光中的《乡愁四韵》开始，一直在大陆去台湾的这些外省人里面，不管是当兵的或干什么的，都有。我父亲是我们侯家惟一去台湾的人。我们家现在有3000多人，直系亲属，还住在巫山的一个山区。我们是明洪武二年从湖北麻城迁到巫山的，将近700年吧，族谱都一直留下来，到今天都很清楚。
我外公是空军飞行员，他搬到台湾去的时候，锅碗瓢盆都一起搬去的。所以我们家小时候，《鲁迅全集》之类的，什么都有，我的成长跟台湾同龄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
我外公一直活到2005年。1992年的时候回到衡阳，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但是又活了十几年。他死在他出生的那个房子里，埋葬在他盖的小学、发电站、水库的四周。我受他的影响特别特别大。
《LENS.视觉》：你小时候是不是也住在眷村？
侯：我住眷村。我到15岁不会说普通话，我以为普通话就是我们讲的眷村话。
《LENS.视觉》：你当时应该是第一个用闽南话写流行歌的人吧？
侯：就那一句，“酒干倘卖无，”不算。我就会那一句，其他的我也不会。当时国民党为了管理台湾，不允许讲闽南话。我们小时候上学，讲闽南话要罚钱的，5毛，那个时候5毛钱很大的，可以买半斤肉。我们几个外省人是我们班上没被罚过钱的，因为不会讲。整个大院里面，我们到这家讲河南话，到那家讲福建话，再到一家讲广东话，因为老人不会啊，只能用他的家乡话跟他讲。
《LENS.视觉》：那也算开了风气之先了吧？怎么想到把这一句闽南话放到歌里去的呢？
侯：当时我的建议是直接用《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但是这首歌当时在台湾还是禁歌。我小时候喜欢，偷偷学的。后来打听到，不让用，这样才想到找另外一首歌做主题曲。
剧情里哑巴军人是一个捡破烂的，对于怎么设计主题曲，一直很头痛。后来有天听到收破烂人的叫卖声，他一叫我刚好在钢琴边，一下子就写完了。写完后我就一直放在钢琴上。有一天导演到我们家来，他也会弹钢琴，《请跟我来》是他唱的。他把钢琴打开，一看就唱了，说“你为什么不给我这首歌？”我就把这首歌给他了。他给了我5万块台币，很多了。那时候一首歌顶多1万块台币。
《LENS.视觉》：但没想到那张碟，包括那个电影都太红了？
侯：太红了！都没想到。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讲这些事。在香港，上片好像上了10次还是11次。开始上片不看好这个电影，就上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还在排长龙，下片以后又上，就这样反反复复上。那个时候累计的票房是港币1800万。
《LENS.视觉》：大陆这几年还在翻拍电视剧。
侯：高希希嘛！他跟我说了。黄百鸣找到我，说主题曲还是《酒干倘卖无》。我说好，太好了。
亚细亚的孤儿
《LENS.视觉》：你当初是怎么决定回大陆的？除了自己出身的缘故，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侯：我是一个很典型、很标准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出来的小孩，这可以说是我回大陆的一个远的原因吧。比较近的背景是，1980年的时候我去泰国难民营做义工。总的难民人数是20万，华人大概有两万。那时候台湾和泰国已经没有“邦交”了。我去的时候，是原来台湾驻泰国“大使”杭立武找的。他问泰国民间的商人可不可以帮忙进入难民营，为这些华侨难民做点工作。
刚好《龙的传人》在流行，一家泰国报社的总编辑就跟杭会长讲，“你把写《龙的传人》的那个人找来，他来这儿募款，肯定捐钱的人多。”我是这么去的。他们没想到，我过去后不仅进入了难民营，还跟泰国的军方和大学服务队相处得很好，联合国在难民营里的医生中午饭都在我那儿吃。
《LENS.视觉》：伙食最好？
侯：最大餐厅的厨师在我这儿掌厨。我还组织学校，当时难民营学校里不能教中文，可以讲，但不可以教。因为联合国对于难民有一个“重返家园”计划，真正的归宿应该是回自己的家去，哪儿来哪儿去。他们忽略了一点，这些华侨难民有些不想回去了。我们就联系在欧洲、美国有亲属或者任何人想认养的，帮他们出去。
有一天，移民官找我说“澳大利亚愿意接收300个难民孤儿”，我问他多少钱，他说你知道我想去美国留学。我说“没有关系，告诉我多少钱？”他说50美元一个人。当天晚上他就到我住的地方拿现金。
第二天早上，他叫我去看公文，写着“300名孤儿（华裔）”。我看完就去每一家问孩子愿不愿意跟我走。当然大家都愿意赶快把孩子送出去，因为难民营里很危险，晚上强奸的、杀人的、放火的什么都有。我把他们全部列成孤儿，列了个名单，他就把名单送上去。然后这批小朋友就去澳洲了。
《LENS.视觉》：这件事情当时是不是对你刺激很大？
侯：对，因为我很需要帮助。我很难向泰国政府要求一些帮助，比如说，很难说服他们华人要成立小社区，不跟泰国人混居。里面出了很多事情。有一对炸油条的夫妇，泰国军人看到难民营里有人做生意，就把热油锅拿起来直接泼过去，当场就把人烫死在那儿了。一个美国的志愿队员，看到这个场景就气疯了，跟泰国士兵纠缠，结果被装到猪笼里，站也站不直、蹲也蹲不下。我们赶快通知美国大使馆去救他。
我们收集的难民名单有600人，他们原来都是在越南和柬埔寨曾经为国民党的公司做过事情的一些雇员和家属，我们就请求台湾当局让这600个人能到台湾去，结果批了6个。那个时候我非常愤怒。回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一个愤青。
1981年，我到香港艺术中心教书，他们有个艺术夏令营，那是我第一次跟大陆的一些知识分子、导演有接触。其中就有一个导演跟我玩得特别开心，她叫叶向真（叶帅的大女儿）。
《LENS.视觉》：拍《原野》的叶子？
侯：当时放的就是《原野》，我一看就很喜欢。我跟叶子在酒店里密谋说，“你拍十分钟大陆，我拍十分钟台湾，我们一句台词也不要，我把《龙的传人》改编成一个20分钟的音乐。”然后就放了。结果一回台湾就找我谈话。
《LENS.视觉》：是算“通谍”还是“通匪”啊？
侯：“通匪”啊！要坐牢的，不枪毙就不错了。我确实是在公开场合说过，而且我很喜欢这个电影，报纸上也登了，我没有戒心，回到台湾后就有点被他们另眼看待。当时还有一个事情是宋楚瑜要改《龙的传人》的歌词。
《LENS.视觉》：他给《龙的传人》写了个词，而且好像是在电视上已经唱了。
侯：已经唱了，然后再通知我们把唱片收回，让我们改。我师父姚厚笙就很生气，“你看新闻局来让我们改歌词。你改不改？”我想想说“我不改”。宋楚瑜还不错，挺有风度的，请了我和我的一些老师到最贵的希尔顿饭店吃饭，在座的还有台湾《联合报》的记者。刚开始我的所有老师都站在宋楚瑜那边劝我，吃到一半，转向了“这歌写好了，不太好改吧？他不是还活着吗？要不让他再写吧？”
后来宋楚瑜就不跟我联系了，国民党跟我联系的人换成了文工会主任周应龙。由他负责说服我写《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歌》。邓丽君他们已经做好工作了。我呢就一天也写不出来，两月也写不出来。
到了1983年，日本人修改教科书说“我们只是进出了中国一次”，香港人很愤怒，台湾人也很愤怒。香港的学生联合会发了邀请函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做了1万件T恤，上面印着《龙的传人》的歌词。我说这个我非去不可。当时周应龙没有说好或者不好，就说不着急。出来的时候他的秘书开车送我回家，跟我说7月之前都不要离开台湾，周主任的老板要请我吃早饭。我问周主任的老板是谁？他笑死了，“周主任是蒋经国的中文秘书。”我一听，回家就找我外公商量，我外公问我，“如果蒋经国让你写，你敢不敢不写？”我说，“不敢不写。”
过了几天，我跟我外公说我想去大陆。我外公就有点跟平常不一样，他想了半天说，“我们吃完晚饭吧？”他最后说，“历史是不会倒着写的，历史只会往前写。”我觉得他好像同意我去了，就走了一个经商的通道，拿了个出境证离开了台湾。到香港的时候已经是5月底了，五四游行已经过了。
归去来兮
《LENS.视觉》：当年是通过什么程序回大陆的？
侯：我到香港找了以前认识的新华社记者。他们一听也傻了，说“大陆的环境跟你想像的不一样，你没去过你不知道”。但另一方面他们觉得确实是好事。后来新华社比较高层的官员出来跟我见面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决定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结果第三天早上就敲我门叫我起床，说飞机票已经订好了。
《LENS.视觉》：你带了多少行李过来？
侯：一个包包，一把吉他，其他什么都没有。在机场的时候，他们说留张照片作纪念。结果第二天这张照片全世界都是。
我本来是有三个条件的，第一不公开，第二不跟官方接触，第三是协助找我的家人。
《LENS.视觉》：从时间上也蛮巧，你回来的时候民歌时代也快结束了。
侯：在转型。当杨弦、胡德夫把他们的歌丢出来，立刻就被大家接受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市场的需求早就在那里了。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我只是跟着他们，以校园为基础，把它普及化。他们开了第一枪，然后就有了罗大佑、李宗盛，一步步变成流行。
《LENS.视觉》：华语流行歌曲的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晰，哪怕今天的周杰伦，我们往上推，都能推到民歌时代去。
侯：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我认识吴宗宪的时候，他才17岁。我到台南去演出，他到后台来找我，拿了一个小本本，里面全是他写的歌。我当时一看说，“写的很好啊！”后来他还跟我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你要说脉络的话，可以从那个时候算起，吴宗宪是发现周杰伦的人。
《LENS.视觉》：你来大陆前，《龙的传人》就已经很流行了，你觉得大陆当时的音乐界是什么状况？
侯：当时唱《龙的传人》的是刘秉义，大陆只有学院音乐，没有民间音乐。一说民间音乐就变成民歌了，基本都是学院派的。
有一次邓颖超邀请我到政协礼堂表演，我就唱刚写完的《新鞋子旧鞋子》。邓大姐好高兴地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艺术跟生活要有关系，我觉得这首歌才有关系啊！我们的歌已经跟生活脱节了。”她的脑子好清楚啊。
《LENS.视觉》：你觉得真实的大陆跟你的想像有什么不同？
侯：我根本没有想像，因为我完全没有来过，也不知道。我对大陆惟一的印象是，日本人拍了一套大陆的风光照片，在台湾印成了八大本，蒋介石为了安抚老兵的思乡情绪出版的，叫做《锦绣河山全图八册》，卖得奇贵。我买了一套给我外公，我外公就带着我一页一页看，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但是那本书里只要有人，就会被涂黑。我其实对那些风景的兴趣是次要的，我的兴趣是被涂黑那部分。大陆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
《LENS.视觉》：有关方面安排你去了很多地方。
侯：那是叶帅交待的吧。那时叶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讲了一大串地名，意思是让我到每个地方都去看看。问他我去的话是什么规格？叶帅就说，“那就最高规格嘛。”结果糟糕了，我到了新疆，一共两部红旗车，一部坏了，一部我坐，书记都没得坐。我一小屁孩儿都不敢从红旗车里钻出来。
《LENS.视觉》：你第一次回大陆待了七年，1983年到1990年。
侯：整整七年，我是1983年6月3日或4日到的，一天都不差。
《LENS.视觉》：你对这七年的生活总体评价如何？好像有一些不愉快。
侯：大陆就是一块大海绵，你用多大的力气去推它，都没反应。当时我跟我的长辈反映的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其实我比一般人做事方便太多了。
《LENS.视觉》：后来离开北京，去广州待了几年？
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邓大姐跟我讲过一句话，“小侯，我们这里很不方便，条件很不好，这不是你一个人，连我也一样。我想要个煤气罐，也得要走后门。”那个时候我搬新家，没有煤气罐。正好记者采访我，我说没有煤气罐怎么办啊。第二天张百发自己提着煤气罐到我家来说，“我的小祖宗，这种事情以后跟我说就行了，不就一个煤气罐嘛！”百发这个人特别棒，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半开玩笑的性质了啊。我觉得最不舒服的，比如我坚持不去领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为你工作，我不应该领你的工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如果当初我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几岁，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
《LENS.视觉》：广州的日子要轻松许多？
侯：一到广州就开心死了。当时广东也很想我去那边，我去了一看还有大排档呢，哎，这太好啦！还有自由市场，还有商品房，什么都有，一看心情就比较开朗，就留在广东了。太平洋音像出版社总经理刘志文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大哥，人也特别好。后来认识了解承强、毕晓世、张全复、李海鹰，然后就在一起折腾呗，录了一张程琳的《1987》和我自己的一张唱片。
《LENS.视觉》：你在大陆七年，只做了三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程琳的《1987》和《三十岁以后才明白》。
侯：还帮刘索拉做了一部歌剧《蓝天绿海》。
《LENS.视觉》：以你当时的年纪和创作力来讲，其实这个成绩并不算突出。
侯：这个实话实说，就是懒。我最感激像大佑、崔健、李宗盛他们这批人，他们时不时会写出一首歌让我一听感叹道，“呦，写这么好！不行，我也得写啦！”我不写没有感觉的歌，不写我没有想法的歌。除非这个歌是有人来找我写的，而且这题目我确实想写，否则我就不写。比如像《三十以后才明白》，就是30岁过生日的时候在餐桌上一大桌朋友，安哥突然跟我说，“小侯，你当年说我30岁太老，你今天也30岁了，有什么感触？”我说确实有啊，于是拿来纸笔就写完了。
《LENS.视觉》：罗大佑说如果你不回大陆，像《喂，老张》这样的作品是写不出来的。
侯：那肯定，大陆给我太多东西了。让我看到一个讲大白话的世界，台湾是一个文绉绉的世界，包括蒋介石那些文稿拿出来念，连我都有字看不懂，我就不相信老百姓听得懂。
《LENS.视觉》：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对大陆的流行音乐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侯：没有。我来大陆之前只想到我爸爸告诉我的话。他让我找所有的家人，因为他的一个老乡说我们家人全被杀光了，害我爸心情一直很郁闷。我到大陆后，我爸那个高兴。后来我带他回老家，太兴奋了他。
《LENS.视觉》：你也在大陆给他买了房子，让他定居了。
侯：对，他后来又结了好几次婚，我还给他主婚。
《LENS.视觉》：你当时跟台湾还能保持联系吗？
侯：当时电话都是通的，只是大家不知道。我跟我妈常打电话，我一生气火大了、一不顺利就跟我妈讲，“妈，你去跟周应龙的秘书讲，我想回台湾了。”反而是周应龙那边说，“哎呀，你跟德健说，别回来。他闯那么大的祸，回来我们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我想对于官方基本上他们也不把我这个愤青当敌人，也不把我当仇人，总结一句话就是，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
《LENS.视觉》：你当时来大陆一点没有政治上的考量？
侯：我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人。
《LENS.视觉》：你跟这边的体制磨合得也不是很顺畅。
侯：很难，天生就属于磨合不良的，这就是年轻人的意义。年轻人如果跟这个社会、跟老的天生下来就磨合得很好的话，那就出问题了，但这并不代表说年轻人就是对的。
《LENS.视觉》：你在大陆音乐圈里最好的朋友都有谁？
侯：这太多了，索拉肯定是最铁的姐们，还有崔健，来往多。还有广州新空气那批人，还有侯牧人。歌手就更别谈了，都熟。一起走穴挣钱的，太多太多了。
《LENS.视觉》：当时的收入怎么样？
侯：好得不得了。我一年交税都是几十万元人民币个人所得税，在当时可以买好几栋房子，而且是四合院。开一部奔驰，街上开着跑。
《LENS.视觉》：你和程琳当时合作最多，现在回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美好值得回忆的东西？
侯：有一个事促成她跟我的关系。1983年年底有一天我俩去演出，是邓大姐要我们去演的。去了之后，舞台总监就跑过来跟我讲，“侯先生不好意思，你今天一个人演吧，小程琳不能上台。”我问为什么，他说她是靡靡之音，我说什么叫靡靡之音，他说就是港台歌曲吧，我说我也是台湾歌曲，他说你不同。我就生气了，跟小程琳讲，“把二胡收起来！我们不唱了！”就走了。邓大姐一直坐那儿看着节目表说，“小侯和丫头呢？小侯怎么没唱歌啊？”胡耀邦后来派了《人民日报》写大参考的记者来了解情况。再过了几天，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这个事情成了我和小程琳命运上的一个撮合。
后来在大陆我就没做过程琳以外的歌手。
《LENS.视觉》：你的《新鞋子旧鞋子》里有一半歌都是她唱的。
侯：对。人还是有缘分的嘛，有长有短。
《LENS.视觉》：她现在也在北京，还有联系吗？
侯：见过一面，不小心见过一面。崔健请客吃饭，碰到一次。见了以后还是挺害怕的。有一点像债务人看见债权人的感觉。
三十以后才明白/
《LENS.视觉》：1990年回台湾以后是不是很尴尬？
侯：大家都尴尬，你别以为台湾方面不尴尬。
《LENS.视觉》：回去适应吗？应该很失落吧？
侯：对，很不适应，非常尴尬。“当年去大陆的也是你，现在怎么又跑回来了？混得不好呗。”就是这种感觉。后来我去新西兰了。
《LENS.视觉》：从台湾到大陆，再回台湾，再去新西兰，有没有无家可归的感觉？
侯：很长一段时间有。我是一个最不爱出国的人，可是我经常在国外跑，这点我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
《LENS.视觉》：在新西兰的时候写歌吗？
侯：不写，都是牛跟羊，写给谁听啊。
《LENS.视觉》：你也算是新西兰的一个旅游景点，你妹妹经常带着旅游团去看你？
侯：对对对，台湾的游客。我妹妹做导游，经常把我的音乐带子放给大家听，那些客人都是跟我们年纪相差不多的。一听，“哎，真好，那我们去他们家玩儿行吗？”她就都带到我家来。
《LENS.视觉》：后来又怎么决定回台湾了呢？
侯：主要是我在新西兰的工作除了教书就是帮电影公司打工、做顾问，收入太微薄。在新西兰觉得该开始养老了，40多岁，又觉得好像还不适合养老。台湾那时候很多朋友要我回去，主要是他们想学《易经》，让我回台湾开班讲课、出书、上电视电台做节目，差不多是1998年、1999年以后的事。
《LENS.视觉》：系统研究《易经》是在新西兰开始的吗？
侯：在台湾开始的，比较掌握它的脉络是在新西兰，1992年或1993年。
《LENS.视觉》：《台海大预测》是在新西兰写的吗？
侯：那是1995年初写的，那本书叫做《2001大终结》。书封面上是两面旗子，一面是国民党旗，一面是五星红旗。我预测说2001年这两面旗子有一面不见了，还有就是1999年在台湾有很大的天灾。所以现在大家传侯德健算得神准，指的都是这两件事情。因为2000年国民党在台湾丢掉了政权，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其实我一共也就猜对这俩，其他都猜错，他们都不提。结果我的命中率百分之百，你说怎么可能呢？
《LENS.视觉》：除了研究《易经》，你当时好像在筹拍《白蛇传》？
侯：胎死腹中，陈水扁干的好事。当时台湾有一个部门叫“数位内容”，数位内容办公室跟“经济部部长”想把台湾动画转型，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必须有一部戏作为火车头拉动所有的技术，他们也觉得正确。做决定的时候，民进党内部认为，第一《白蛇传》是中国大陆的故事，凭什么在台湾拍？第二，侯德建是写《龙的传人》的，又是第一个去中国大陆的，怎么可以让他做这件事？这案子就没有通过。现在这个案子的公司我引进到北京来了，大概两三个月以后，中国就有一家世界级的视觉特效公司出现。在亚洲我们绝对是领先任何国家十年以上。
《LENS.视觉》：这件事你参与具体运作吗？
侯：稍微帮他们做一点点协助工作。我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搞音乐。所以我现在基本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中国现场（China Live）”。
《LENS.视觉》：在哪里做？
侯：第一阶段会是明年3月先从成都开始，然后是杭州、西安、长沙，还有深圳，从这些地方先开始。
《LENS.视觉》：是一个什么形式的东西呢？
侯：就是现场音乐，每天晚上有四个半小时的现场音乐。全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和歌手，像Sade或者Norah Jones，一来唱三天，每个地方三四晚，相当于她来中国做了个巡演。场次很多，但每个场次只有90分钟，观众不会超过1000个人，是沙龙座，跟她的距离非常近，每一场的灯光、音响、多媒体投资都是上千万。不是在中国、亚洲第一，我们是全球第一。
《LENS.视觉》：能收回成本吗？
侯：赞助很重要。因为我们场次多，歌手也理解，实际上总收入是大过做单场演唱会的，而且演唱很轻松，会唱得很开心，因为和观众很近，有互动。
“中国现场”有三重定义，第一，没有观众就没有音乐；第二，没有好的观众就没有好的音乐；第三，和观众的距离越近，音乐就越精彩。我们很难期待在万人场里听到很棒的音乐。因为大家紧张，基本就是一个嘉年华，而不是真正的音乐会。“中国现场”的第一阶段就是组秀，从苏芮到蔡琴、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崔健、许巍，甚至老一点的费玉清，这些都是大家很想看到的。女歌手，大家最想看的应该是王菲吧，还有那英。我觉得朱哲琴也有很多人想看。他们对这样的演出兴趣很大，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面，完全没有压力，近距离跟歌迷接触。如果我们收录下来声音很好，他们也愿意，就可以出专辑。
《LENS.视觉》：这个事情你会去亲自运作吗？
侯：从刚开始就是我在做，跟我一个哥儿们孙冕，做了差不多一年，一直到最近才开始确定一些基本数字数据。明年3月，成都作为第一站开始。
《LENS.视觉》：是巡演的形式还是在成都固定下来？
侯：成都有一个现场，一个固定的演出场地，完全装修好了。我们没有特别花俏的舞台，一切都是为了听音乐，而不是又唱又跳的那种。我们也会做一些赔钱的生意，比如说把B.B.King请来，不一定会挣钱，但是为了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地位。我说服了投资人，“这个钱要花。”我也很希望把一些古巴的艺术家、欧洲的、拉丁美洲的，特别棒的，大家没听过的、不认识的、不好卖票的，都请过来。
《LENS.视觉》：你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歌了？
侯：2006年，通知我可以进大陆了，一天中午，我在香港酒店楼下的咖啡厅喝茶看书，通知我可以去拿签证了，那歌突然来了。我本想说吃完晚饭再写，但是非写不可，我就管服务员借了餐巾纸，我自己带了笔，当时就把它写下来了。
《LENS.视觉》：最近有出专辑的计划吗？
侯：目前没有。但是明年如果“中国现场”开始运营，我会考虑把一些老歌新歌重新录一录，关键是要找到一些好的歌手。因为网络上能找得到的都是很旧的版本，而且声音很不好。对我来讲录音最快乐。写歌、录音，这是最开心的事。
《LENS.视觉》：你2006年回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大陆也变得很陌生了？
侯：我家都找不着了，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忘了——不是忘了，我知道在什么方向，但是我找不到。我去了大半个中国，变化太大了！
但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还是人的变化。人的眼神，人的姿态，人们走路的速度加快了，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人，步伐明显变快了，眼神明显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人的眼神好像蒙了一层灰，走路基本上低着头，现在人的头甚至稍稍有点上扬，感觉自己对明天挺有把握的，以前感觉都被锁死在昨天。还有个差别是说话，说话的开放和直白程度，有时候我听到会吓一跳。
《LENS.视觉》：你是更喜欢1983年的大陆，还是今天的？
侯：当然是今天的！打开了！心情放开了、轻松了，不再跟过去纠缠了。第一个感觉是，它活得比它昨天好。第二个感觉是，它的明天会更好。宽容度更大了，比较能够接受不同的声音同时存在，不会引起太大的纠纷。人的火气好像没那么大了。过去自行车碰自行车，基本就回家抄菜刀去了。现在不会这样了。
《LENS.视觉》：音乐圈的变化是不是也很大？
侯：我听到很多好的歌、好的歌手，但是不普及，我的那个预言没有成功。20年前我在香港做了个预言：论国语流行歌曲，台湾最高，香港中间，大陆最矮。但是要注意，一个是上了大学，一个是上中学，一个还在上小学，所以未来这三个谁最高是不知道的，我认为未来应该是大陆的创作最好。但这件事情到现在并没有那么明确地发生。
虽然我们出了很多好的歌手，好歌，但在商业包装上，还是以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歌手为主。比如说丁薇，我太喜欢她的歌了，我觉得这个小才女真是太有才了。不单写得好，唱得好，表演也好，所有我听到的港台歌曲跟她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差好大一截。但是丁薇就没有办法、至少现在还没有变成火红的程度。不过我还是坚信我20年前的看法。音乐是一种天赋，我们不可能去制造一个音乐家，就像我们不可能制造一个姚明或者刘翔，我们只能为姚明或者刘翔提供一个球场或者一条赛道，这是我们惟一能做的事情。
《LENS.视觉》：开始接触到90后的歌手了吗？
侯：90后的没有，80后的很多。
《LENS.视觉》：他们知道你吗？
侯：搞音乐的人会稍微知道一点，但是也要回去问他爸爸妈妈，“今天有个人说他写《龙的传人》，那不是王力宏写的吗？”
《LENS.视觉》：你在《三十岁以后才明白》里写道：“三十以前，闯东南和西北异想天开；三十以后，把春夏和秋冬全关在门外。”现在50多岁了，你自己觉得比30岁的时候多明白了哪些东西？
侯：明白多多了！30岁以前只能看到一个点，而且都不去想现在的点和昨天那个点的关系。“有限”是30岁时出现的，以前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无限的。
50岁以后，特别是看了《易经》以后，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围棋盘，不单看到了所有的点，点和点之间的线，还有整盘的关系。
《LENS.视觉》：现在大陆和台湾哪边待的时间多一些？
侯：大陆99％吧，完全待在这边。
《LENS.视觉》：回来后又重新安的家？
侯：家太多了，也就无所谓哪边是家了。我不太折腾家，也不太折腾房子。
《LENS.视觉》：随时保持想走就走的状态？
侯：对，我的皮箱都很好。我觉得在走动当中，人是活的，如果不动的话，人是死的。
《LENS.视觉》：所以你会说“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
侯：那是30岁，还牛×呢。
《LENS.视觉》：现在呢？
侯：现在不牛了，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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