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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疲惫与漂泊


文/左林 本刊记者 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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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深圳,昏黄的路灯下,刚过去的一场小雨让夜晚显出一份安静的气息。一群年轻人被两道警戒线围在角落里,等待着富士康面试官的召见。几乎没有人说话,有人甚至是白天才刚刚下火车,如果明天就能上岗,他就可以省去一笔住旅馆的费用。 上世纪40 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担心说,“现在的教育制度没有发挥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而是使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在今天,这种担心已变得现实而严肃:当数以亿计的农家子弟抛弃掉亲人和楼房,蜷缩在城市的蜗居里,以血与汗的付出收获低廉的报酬时,城市却仿佛一只冷漠的巨兽,吞进青春,吐出沉默。


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将自杀总结为惟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他向这个荒谬的世界发问,若生命无法构建价值,除了自杀,我们还能做什么。诸神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永不停息地将巨石推上山顶,到达山顶后石头又落回原处。他们不无道理地认为,没有什么比徒劳而无望的劳作更可怖。


如今,富士康的工人们,每天也完成着这样的任务,他们命运的荒诞程度也不亚于西绪弗斯。西西弗斯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向着巅峰的努力本身获得了幸福。但富士康的13名工人,用自己惨烈的选择给出了相反的答案。

 

敏感


西西弗斯般推着石头的工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单从外表来看,这些面孔白皙的年轻人已没有农村生活的痕迹,但他们对阶层的敏感仍然让人印象深刻。


在采访中,记者刻意的真诚,常常在他们的敏感前变成尴尬。


“我们很难了解到厂区里的情况,希望得到你的帮助。”面对一个19岁的孩子,我笑着恳求。“我这样的人,能帮到你什么忙。”他冷笑了一声。软磨硬泡拉他走进一家饭馆,问他吃点什么,他坐得笔直,过分礼貌地反复说“真的不必破费了”。


而另一个小伙子,听到我说打车过去见他,脱口而出,“你真是有钱人,这么点路打车过来。”他们中不少人喜欢问我的学历、工资、家在城市还是农村。某次采访陷入沉默的时候,我谈起自己对漂泊和艰辛的理解,“我挺明白你们的,我也常常工作到深夜。”“你这算什么辛苦,不就是写字吗,你来我们工厂干三个月试试。”对面的采访对象抬起头来,我无言以对。


上升通道的匮乏,让他们把梦想寄托在非正常的一夜暴富上。


一名工人谈起他儿时的同伴被老板赏识,委以重任,一年工夫已经开着私家车回家探亲。“还是私人老板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看重了,就不一样了。”他在富士康层级严密的管理体系中,感叹着上升的无望。这名快30岁的工人,最大的梦想就是挣一笔快钱,离开深圳。他喜欢以老练的口吻教育我:挣到钱的都是钻了空子的,要么就是有关系的。“犯罪的事不能做,但违法的事可以做。”他总结,“你以为李嘉诚那些大老板的钱都是合法赚来的吗?”


闲谈的时候,他们梦想着暴富之后的场景,“开着宝马回家”,但说到眼前,很少人有具体的计划。“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最常见的想法。


一将功成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以“赤字接单”“黑字出货”闻名,郭台铭深谙成本层层分拆的策略,他把那称为“艺术”:“任何事情做到了完美的境界,我觉得都是艺术,而其中所谓制造,是要用血汗追求连续把产品做到完美,这比一般的完美多了更多辛苦的历程。”


在富士康图书室内,不仅陈列着企业内刊《鸿桥》,摆在显眼位置的还有郭台铭的传记《虎与狐》,由台湾记者张殿文撰写。富士康来自鸿海品牌的英文名称“Foxconn”,里面含着一只狐(Fox);英文介绍说明书上则画了一只西伯利亚虎,象征鸿海精神。


郭台铭的强人哲学写在这些内刊和书籍上,复制在层层下属的传声筒里,烙在以白色和浅蓝色为主的整齐划一的厂房上,也镌刻在他每一步如狐狸般的布局落子上。对他最常见的赞扬方式来自于将他与成吉思汗比较,“成吉思汗的征战模式是士兵们前进时从不埋锅造饭,连夜在马背上赶路,饿了就抓起马座旁的干粮,渴了就喝马奶,然后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营帐面前!”


显然,没有一个曾经认真观察过他的记者会把《白银帝国》里那个“诚信仁义”的晋商形象与他画等号,虽然他祖籍山西,几乎是“命题作文”般投拍了那部电影。


富士康为这种非常规的运作方式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半军事化的训练、严格规定的就餐和休息时间,甚至连洗衣服都是统一送交处理。制度、福利上的正规,事实上将工人牢牢拴在了三点一线上,只有生产,没有生活。


《虎与狐》中提到一个细节,郭台铭有时会问下属:“你们尿尿黄不黄啊?”如果回答“不黄”,他立即劈头痛批:“你们工作还要努力!”


所以,数年前,当鸿海开始向一些研发领域布局时,一些业内人士就怀疑,高度强调军事化管理和服从的鸿海文化,在讲究自由创新公开透明的高科技领域是否能适应。


至少在跳楼事件之前,富士康漂亮的增长成绩单掩盖了这种质疑。


在永远强调作战状态的企业里,“董事长不会让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待太久,任务结束了,就会调到其他地方去打仗。”一名经理人说,“一切都看效率,没有用的单位,也会马上裁掉。”但干部频繁变动后,人事斗争的代价通常都是普通员工“消化”的,而内部组织的不稳定性,也让富士康员工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


这种要求员工全身心卷入的强人哲学,对锻炼一名“将军”或许有益,然而对于“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万骨”,却是残酷的。现实在教导这些被固定在工位上的年轻人服从命运的同时,并未能成功地驱除他们对前途的不安。这里所有的管理,几乎都带着工业分析的烙印,对于麻痹无感的人可以省却思考,听任外力如闹钟般告知他应该如何,但对那些自由因子未灭的人,那种原子般的孤独,暗哑无声,以致有人会在睡梦中突然尖声喊叫起来。


而这种强人哲学,得到了大多数企业家的同行和政府的认可,乃至敬佩。即使不以恶意度之,这都是2亿农民工面前一块坚硬的石头。

 

“爱”与“怕”


事实上,即使总是受到现实的伤害,对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愤怒也越来越多,但无论是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还是缺少技能的农民工,大都仍怀抱着向上流动的梦想,愿意用血汗换取生活的改善。在缺乏足够保障的情况下,仍然希望有能力兑现“爱”,驱赶“怕”,相对于正在一些发达国家年轻人中出现的显著的“下流”倾向(日本学者将年轻人不思进取的社会形态称为“下流社会”),这份“怕”和“爱”,这些难以抑制的活力,才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


这种民众愿意做出牺牲换取国家进步的空间、愿意忍受苦痛与不公等待改革推进的善意,如同一笔特殊的存款,是否已经被过度支取?当诸多道路不通的时候,绝望慢慢化作戾气,吞噬他们的梦想,也冰冻着他人的善意。


有许多原因引起自杀。最明显的原因不一定是最致命的,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厌倦统统能把人推入绝境。和其他同行一样,我们也没能找到富士康自杀事件背后的“共同原因”,亦无法在工厂管理与自杀事件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在硬件设施和薪酬水平上,富士康都算代工工厂中的佼佼者。公司管理者、甚至很多工人反复对我们说,农民工群体的疲惫与漂泊是一代人的命运。一切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工资水平低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加班时间长是因为工人们要挣加班费,上升通道匮乏是因为工人素质有限,工作枯燥重复是由代工模式所决定……


但这真是“合理”的吗?如果农村和城市的教育资源差距没有这么大,他们也许会有更多职业选择,如果劳资双方有平等谈判的机制,他们也许能获得更有尊严的工资,如果他们工作、纳税的城市没有户籍制度限制,他们也许不必再四处漂泊。


合理的制度,是给人希望的制度,而不应该像现在这样,由制度造就阶层,又一步步被制度固化,等到苦涩的果实落下,质问秋风的声音仿佛已是徒劳。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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