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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艺术是另外一个政府


文/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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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日正午,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里,丛丛鲜花包围着十字架,一众俄罗斯政要和文化名流聚在一起,悼念一年前离世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对于临终前数年的寂寞,死亡给势利的媒体提供了靠近他的机会,也让人想起他曾在小说《第一圈》中写过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


普京看上去很喜欢这位伟大的作家,但在一次致辞时,他将对索尔仁尼琴的“研究”说成“宣传”,看上去并不仅仅是口误。这个前克格勃成员显然比他的前任们更重视国家的文化象征:艺术家们的国际声望比石油更能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需求。连斯大林当年想“处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时,也曾打电话征询另一个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见:“他是大师吗?”后者以为斯大林在考验他,因此犹豫了一下;日后写自传时才想明白,斯大林对自己的国际形象,显然不像在克林姆林宫里那样肆无忌惮。


莫斯科的街头曾经印下无数诗人的脚步,也凝固过他们的鲜血。在这个见证过一个民族的智慧、坚韧、荒谬和疯狂的伟大城市里,诗人们曾遭到杀戮,因为有人依赖他们的诗歌就像其他人依赖伏特加一样生活。他们在强大的独裁者身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度,诗歌与国家构成了竞争,“还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了疑问”,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年轻时因为没有独立住房,不得不和恋人把莫斯科街道度量了上百遍,在此过程中,他们百分之九十的话题都是文学,“狄更斯比斯大林更为真实……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因为不愿从事任何公职,他在1964年以“游手好闲”罪被判处五年流放。“寄生虫法”是赫鲁晓夫当时得意的发明。

   

完整内容请见《Lens》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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