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艺术是另外一个政府

文/娄军 

2009年8月3日正午，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里，丛丛鲜花包围着十字架，一众俄罗斯政要和文化名流聚在一起，悼念一年前离世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相对于临终前数年的寂寞，死亡给势利的媒体提供了靠近他的机会，也让人想起他曾在小说《第一圈》中写过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

普京看上去很喜欢这位伟大的作家，但在一次致辞时，他将对索尔仁尼琴的“研究”说成“宣传”，看上去并不仅仅是口误。这个前克格勃成员显然比他的前任们更重视国家的文化象征：艺术家们的国际声望比石油更能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需求。连斯大林当年想“处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时，也曾打电话征询另一个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意见：“他是大师吗？”后者以为斯大林在考验他，因此犹豫了一下；日后写自传时才想明白，斯大林对自己的国际形象，显然不像在克林姆林宫里那样肆无忌惮。

莫斯科的街头曾经印下无数诗人的脚步，也凝固过他们的鲜血。在这个见证过一个民族的智慧、坚韧、荒谬和疯狂的伟大城市里，诗人们曾遭到杀戮，因为有人依赖他们的诗歌就像其他人依赖伏特加一样生活。他们在强大的独裁者身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度，诗歌与国家构成了竞争，“还对自己的个性、对国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对国家的意义提出了疑问”，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年轻时因为没有独立住房，不得不和恋人把莫斯科街道度量了上百遍，在此过程中，他们百分之九十的话题都是文学，“狄更斯比斯大林更为真实……文学神殿中的座次就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因为不愿从事任何公职，他在1964年以“游手好闲”罪被判处五年流放。“寄生虫法”是赫鲁晓夫当时得意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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