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刘金伟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学校，成为一名老师。他今年56岁，做了33年的中学数学老师，还有5年就要退休了。
我们偶然间看到了刘老师在学校里拍摄的照片组图。和他取得联系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学教师在职业生涯里用影像记录的学校故事。
编辑和刘老师通话的时间是中午一点，他特意从学校赶回了家。以下，来自刘老师的讲述。
“今年是我当数学老师的第33年”
1992年，从天水师专毕业的我来到兰州郊区的河口南铁路学校做老师，这是一所只有小学和初中的铁路子弟学校，距离兰州市区有四五十公里。
我出生于1969年的甘肃。我的父母来自河南，他们那一代人是在三线建设时期支援大西北来到甘肃，说起自己到底算是哪里人，我会说自己是甘肃人，毕竟在这里长大，50多年一直在这里生活，也算土生土长了。
我大学毕业时是分配工作的。我学的是数学专业，于是就被分配去学校教数学。那时考大学填报专业也不是很明确，我没有报数学专业，可能是根据高考成绩，我的数学成绩稍微好点，在录取的时候，人家就把我调到这个专业了。
在我毕业的那个年代，没有观念说“可以离开甘肃去别的地方工作”。慢慢工作了很多年之后，自己会有过想法，但那时已经没能力改变了。不过当老师也挺好的。
我喜欢拍照，在高中和大学时期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相机，家里人也很支持。工作之后我开始在学校里拍。那时候拍的是胶片。这些是在河口南铁路学校当老师时拍的照片，时间久了，底片保存得不好了。
“我成为了那个
为学生们拍照的老师”
在第一所学校工作9年之后，2001年我被调到兰州铁路局第五中学，也从郊区来到了市区工作。后来学校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兰州市第五十五中学。算下来，我也在五十五中工作了24年了。
2007年，我转到了学校的政教处。政教处主要负责学生管理，以及学校的各种学生活动。同时我还兼职带一个班的数学。
从那时起，我开始系统地拍学生们在学校里的照片，学生们上课时和活动中的照片都有。于是，我成为了那个为学生们拍照的老师。比如运动会、军训、艺术节之后，很多学生会带着U盘到我这儿来，把有他们自己的照片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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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管理也是政教处负责的一个重要部分。当学生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班主任不好处理时，就会由我们负责。现在的孩子比较多元化，会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但他们毕竟是孩子，也有犯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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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这些学生们之间有一些矛盾，选择了偏激的方式去解决。当时政教处的门漏了一个缝，里面也站了一个学生，他和外面的学生们一起在面壁思过。我出去上卫生间时看到了这一幕，就拿着相机拍了下来。”
虽然每个时代的孩子都有不同，但成长的过程基本上是类似的。孩子们会犯错，会改错并认识错误。所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学生意识到错在哪里，让他们自己可以去思考，去改变自己这样一个过程。
孩子会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老师的任务就是去及时修正这些偏差，提醒孩子：“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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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定期会办各种主题的黑板报。有次我拿着相机，正好看到一个在画黑板报的女生，就拍下了这张。当时教室里没有人，她也不知道我来了。“
“他们原本很天真、
爱玩闹、很有孩子气”
学校主要的教学楼只有1栋，这里容纳了从初一到高二的5个年级的学生。高三的学生单独在旁边的实验楼上。
我的办公室在楼顶，每天从1楼转上来，基本上可以捕捉到所有年级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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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和学生的交往过程中发现，只要放开他们，比如在操场或者课间，他们还是很天真、爱玩闹、很有孩子气，表情也很纯真。但是随着年龄越大，他们脸上就能逐渐显露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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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阶段，学生慢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天真的一面就越来越少。有些学生一天到晚都在学习、写作业，走路也不会再放开地跑，没有了活力。
他们看到高三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那种学习氛围，即使别人不说，自己也会有这种亲身感受，慢慢感觉到高考离自己不远了。再加上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孩子的神经就绷起来了。
社会把压力给到老师和家长，但这些压力最终都压在了学生身上。
“大山里的校园”
我带的每一届学生里，考上外地大学的孩子们很少有回来工作的。很多孩子不愿意待在兰州，他们也清楚要跳出去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
来我们学校上学的孩子们，一部分来自学校周边，另一部分来自周边县市。他们的父母到城里打工、买房，就把孩子带进来了，还有一部分个体经营者，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在城里上学。
近年来，我在兰州周边偶遇了一些村里的小学，发现很多学校都关门了。由于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生源逐渐减少，为了集中教育资源，学生们都到乡镇或县城上学了。
甘肃省永靖县杨塔乡胜利小学
这是一所办在乡上的小学，周边有好几个村子。小学孤零零地坐落在几个村子中间的一个小山坡上。
教室如今成了羊圈，当地的农民平时在那里养羊。
学校关门时，桌椅板凳都被撤走了，只有水泥做的黑板被留了下来，黑板的黑色还是用墨汁刷成的。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红旗乡出卜拉小学
这所学校在山沟深处。在西北地区，山体大多是被水流冲刷形成的，呈现出一条条沟壑的形态。
学校的名字叫出卜拉小学。当地人说这里曾被称作“出不来”，因为道路崎岖难行，沟壑又深，所以才有了这个名字。后来因为谐音的缘故，就变成了现在的“出卜拉”。
随着新农村改造，沟里面的村子里的人全部搬迁出来了。他们被安置在公路边的一块新地上，学校也随之被撤销，没有再新建。孩子们如今都集中到镇上的学校上学，还可以选择住校。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光彩小学
这是一所属于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小学，坐落在山上。正因为这里离兰州近，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孩子也随着父母去了城里，所以学校也关掉了。
上图2：”右边的大爷的家跟学校一墙之隔，他的孩子都在兰州生活，只剩下老两口住在这里。学校关闭之后又不能无人看管，于是老人就义务帮忙看着，如今学校的钥匙都在他那里。
大爷穿着环卫工人的衣服。村里招了一些像他一样的留守老人负责环卫工作，他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
上图3：”在我拍摄的这几所学校里，几乎都有一个碑，碑的背面刻着给学校捐款的人的名字和捐款数目。“
甘肃省武威市天柱县代乾村小学
天柱县在祁连山上，海拔3000多米，这里在乌梢岭的东面。过了乌梢岭，就是河西走廊了。
在天柱县下的代乾村，如今剩了不到10户人家。这里的学校已经废弃了，校门都已经没有了，教室如今变成了一座小加工厂。
上图1：”我从外面拍了一张操场的照片，还有仅剩的一段围墙，围墙上面剩了一幅画。
操场也长出了一格一格的杂草。如果不说的话，人们都看不出这以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门。“
上图2：”在学校左边，就是村里的乡村大舞台和党群活动室，这些还是新的。“
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马营沟教学点
这所学校现在有教学班4个，学生10名，教师5名。其中，六年级3人，五年级2人，四年级3人，一年级2人。没有二、三年级的学生。
上图1：“全校师生合影。”
上图2：“我是在今年5月去山上拍摄百合时遇到了这对姐弟。那时正好是中午，这对姐弟中午放学后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问他们学校在哪里，他们直接领我过去了。于是在学校门口，我给他们拍了这张照片。
他们生活的地方距离兰州市区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在山上，平时姐弟俩也很少出来。每天中午放学后，他们走路10来分钟回家吃饭，下午继续回学校上学。”
上图3：“这张值日表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班上只有两个学生，组长和组员只能相互轮换。”
上图4：“老师宿舍的窗台上放了四摞英语本，这是全校的英语作业。老师们平时就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他们也是当地人，不过房子都在镇上。”
上图5：“这张照片中的老师在今年五六月份退休了。站在他旁边的是一年级的两个孩子。未来这所学校能开到什么时候，或许就取决于这两个孩子了。他们可能是学校的最后一届。”
我还遇见过其他无人的小学，有些大门紧闭进不去。有些被破坏得太厉害了，没什么东西能拍了。
我现在年龄大了，也快退休了。政教处里很多主要的工作都由年轻人做了，我日常会协助他们。现在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拍照，拿着相机在校园里到处转一转，有一些好的场景就拍一拍，做个记录。几年后退休了，可能就拍不成了。
我经常打趣地和孩子们说：“你们一天就是穷开心，傻乐呵，以后有没有饭吃，你们去干啥？”但我在心里从来没有给他们划分“成功”和“失败”。很多事情没有好坏之分，也很少有对错之分，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每个人都有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学习好的有属于自己的路去走，学习不好的，未必出路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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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时，刘老师对编辑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是个数学老师，语言表达是弱项。所以收到编辑的消息说要采访我时，还有点忐忑。我想，要是让我讲拍照，还能说出点东西。要是讲别的，我还真讲不出来了。
我从上高中开始接触摄影，那时候自己也冲洗照片。最初的想法就是记录一些自己经历过的美好瞬间。这些年，在和喜欢摄影的朋友交流时，我开始把自己过去拍的东西整理了一下，觉得还挺有意义的。”
